根據2020年8月11日第五十三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為了隆重表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作出杰出貢獻的功勛模范人物，弘揚他們忠誠、擔當、奉獻的崇高品質，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的決定，授予鐘南山“共和國勛章”，授予張伯禮、張定宇、陳薇(女)“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在9月8日舉行的授勛表彰大會上，大會頒獎詞中盛贊鐘南山為“國士”。9月8日晚，鐘南山院士連夜從北京返回廣東廣州醫科大學，受到了學校師生員工們的夾道歡迎，歡迎人群高喊并打出橫幅：“南山風骨，國士無雙！”以此表達對鐘南山院士的敬意與祝賀。早在今年全國與新冠肺炎疫情抗爭的始初階段，在“武漢保衛戰”打響的時刻，國內就有人稱鐘南山院士為“國士”、“國士無雙”，體現了國人對抗疫英雄的崇敬心情。
稱鐘南山為“國士”，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回歸、傳承與弘揚。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士”作為一個階層，經歷了一個詞義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擴大的過程。“士”最早代表的是有知識、有文化、有作為的少部分人，他們是比卿大夫低一階的貴族成員，他們是最早可協助天下共主及后來的“天子”掌管刑獄斷訟、主政一方的人。《尚書?周書?多士》篇，是周公在輔佐周成王時，于周成王七年三月準備遷都到成周洛邑時，“遷殷頑民”前，對原來的殷商舊臣進行的訓話，體現了我國早在殷商時期就注重對前朝舊臣擇優任用的傳統。《詩經?大雅?文王》有“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句，說明“多士”們對于統治階級政權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到了春秋末期，“士”階層逐漸擴大起來，“士族”、“士大夫”階層僅次于公卿階層，他們要為諸侯國國君乃至周天子效力，他們仍然是統治階級中最低一層官員，有的以俸祿為生，有的有食田。《國語·晉語四》中有“士食田”一說，經濟收入、生活來源有保障。
到了戰國時期，出現了一些政治集團為了自身利益和勢力拓展而“養士”的風氣，“戰國四公子”楚國的春申君黃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齊國的孟嘗君田文，他們都在自己的領地內養士，當然也包括混飯吃的“食客”。正因為如此，“士”的成份也變得復雜起來，有的是著書立說的儒士、學士，有的是縱橫論辯的策士，有的是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的是會“望氣”的陰陽歷算方士，其中也不乏“雞鳴狗盜”之徒。
戰國后期，尤其是秦漢時期，“士”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通稱，是專指脫離生產勞動、以讀書釋褐謀生的人，“士農工商”即指古代的“四民”：讀書的、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
“士”是一個充滿陽剛之氣的象形文字，由它組成的詞匯十分豐富，并且是以褒義居多，諸如：志士、烈士、壯士、勇士、將士、戰士、博士、碩士、學士，不一而足，后來由于女性的社會角色不斷增加，出現了男士、女士等統稱。在眾多“士”中，不為人們常道的是“國士”與“天下士”兩種類型，因為這是兩種規格最高的對“士”的禮贊。
我們先說“國士”。北宋黃庭堅在《書幽芳亭》中曾對“國士”有過解釋：“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 統觀史乘，在古人眼里，至少有三種人可以稱得上是“國士”。
首先是指一國中最有本領、最可信賴的人。據《左傳·成公十六年》，在“晉楚鄢陵之戰”中，晉國在分析楚國的軍事力量時，“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厲公左右將士們都說：“楚國最出色的武士都在中軍，而且人數眾多，不可抵擋。”這里的“國士”即指參加一線奮勇廝殺、本領超常的將士們。
又據《戰國策?趙策（一）》，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后，晉國的公卿智伯（亦作“知伯”）被趙襄子殺死，其頭顱被趙襄子制作成飲酒器來使用。晉國有一個名叫豫讓的人一心要殺死趙襄子，為智伯報仇，因為智伯在生前對他特別好，史書上用“智伯寵之”來表達。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那句“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傳世之聲，就是由豫讓當時發出來的。豫讓要當一名刺客。他經過變姓埋名、自刑變性、入宮涂廁、漆身為厲、滅須去眉、吞炭為啞等殘酷的易容、易貌、易聲等“自殘”手段，想接近趙襄子，出其不意殺死趙襄子，但都被趙襄子一次次識破而不能得手。這天，豫讓知道趙襄子外出，必經一座橋，就事先躲到了橋下，伺機刺殺趙襄子。誰知趙襄子的馬走到橋邊時就驚叫了起來，趙襄子猜測，豫讓一定藏在橋下，就讓人把他請了出來。趙襄子問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暗殺他：“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豫讓回答說：“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這里的“國士”即指才能名聲覆蓋一國的人。豫讓認為，智伯以國士來看待他，他就要以國士的勇猛無畏來報答他。
其次是指一國中最勇敢、最有謀略的人。《墨子·公孟篇》中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荀子·子道篇》中有：“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清代學者王先謙“集解”釋為：“國士，一國勇力之士。”另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蕭何在向劉邦夸贊韓信時說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明代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中也有：“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語。
再次是指一國中才華、才情最為出眾的人。《三國志?魏書?陳登傳》有：劉備對許汜說：“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出生于江蘇揚州高郵的秦觀秦少游，也曾被當時的人們冠以“國士”美名。“東南淮海惟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關守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這是北宋詩人黃庭堅在《送少章從翰林蘇公余杭》詩中對秦觀的高度贊譽。南宋詩人楊萬里在《過高郵》詩中也有：“一州斗大君休笑，國士秦郎此故鄉”。
與“國士”詞義相等或略高的才德非凡之人，在古人那里，是用“天下士”三字來贊譽表達。
在我國歷代文獻中，被人們稱為“天下士”的有四人，一是戰國時期的齊國人魯仲連，二是戰國時期的魏國人范睢，三是三國時期的孫吳政權的虞翻，四是明代蘇州人王鏊。
（一）“魯仲連義不帝秦”故事，曾是戰國傳布很廣的美談。據《戰國策·趙策（三）》“秦圍趙之邯鄲”節，齊國人魯仲連游歷到趙國，適逢秦國大軍圍攻趙國都城邯鄲，趙國向魏國求援。魏國將軍晉鄙率領的魏軍又不敢貿然前來救趙，只是將軍隊駐留在蕩陰這個半道上；魏王同時派一個名叫辛垣衍的將軍來到邯鄲，在平原君趙勝的引領下見到了趙王，勸說趙國派遣使者到秦國去“尊秦昭王為帝”，這樣秦國就可以罷兵，趙國也可以解圍了。正在趙國猶豫不決的時候，魯仲連游歷到了趙國，聽說情況后，對平原君趙勝說：“我來替你把辛垣衍打發回去。”辛垣衍聽說魯仲連要跟他對話，對趙勝說：“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愿見魯連先生也。”但趙勝對他說：“我已經替你答應了魯仲連”。就這樣，辛、魯二人見了面。雙方展就要不要尊奉秦國為“帝”的利害關系進行了一場辯論，魯仲連通過旁征博引、類比推理、層層辨析、指陳利害，最終使辛垣衍心服口服。《戰國策》是這樣記載的：
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
剛好，這期間魏公子無忌奪得晉鄙軍隊，“竊符救趙”，魏趙聯手，擊退秦軍，趙國危機得以解除。
《戰國策》中的這一部分內容，被司馬遷全部吸收到《史記》卷八十三《魯仲連鄒陽列傳》中，只是將“辛垣衍”寫作“新垣衍”。平原君趙勝想給魯仲連封官，但魯仲連辭讓再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答謝，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祝壽。魯仲連笑著說：“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魯仲連為了天下太平，不圖名、不圖利，到外奔走游說，比起張儀、蘇秦這些縱橫家來，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在當世不僅有“高士”之譽，更被人們尊為以天下為己任的“天下士”。
（二）關于范睢，其事跡見載于《史記》卷七十九《范睢蔡澤列傳》。范睢是魏國人，家里很窮，但有滿腹經綸，一心想游說諸侯，便投靠到魏國的中大夫、名叫“須賈”的門下。須賈奉魏昭王之命出使齊國，范睢作為跟班，也來到了齊國。以須賈為“團長”的魏國使團在齊國停留了數月，也沒有被齊襄王接見。齊襄王聽說魏國的使者中有一個叫范睢的人很有辯才，就讓人專門賞賜黃金十斤及牛肉、酒給范睢，表示對他的欣賞，但范睢嚴格遵守外事紀律，堅決“辭謝不敢受”，并且將此事及時向須賈作了報告。須賈覺得自己作為“領隊”、作為訪問團“團長”，齊國不放在眼里，反而對跟班的范睢如此厚遇，心中十分惱火，史書上用“大怒”二字。須賈不但不表揚范睢，反而認為肯定是范睢出賣了魏國，把魏國的秘密暗中通報給了齊國，所以才有此豐厚的饋贈。須賈讓范睢把牛肉、酒收下，把黃金退給齊國，立即打道回府。回到魏國后，須賈將此事告訴了魏國丞相魏齊。魏齊一聽，也是大怒，讓人鞭打棍擊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斷了、牙齒打掉了許多顆，一句話：朝死里打。范睢開始還嗷嗷叫，后來只有呻吟聲，面對生命危在片刻，他只好裝死。魏齊讓人用葦蓆將范睢裹卷起來，拖到了廁所，扔在了一邊。打死了范睢，那幫人開始喝酒慶賀，喝醉了到廁所撒尿，就將尿尿在范睢身上，他們以為范睢已經被打死了。
范睢終于醒來了，他從裹蓆中發出微弱聲音，向廁所守衛者求救說：“你如果放我出去，我將來一定會重重報答你。”看守廁所的人去向魏齊請示：把葦蓆裹著的那個死人給拋棄扔了吧。已經喝醉了的魏齊說“可以”。就這樣，范睢撿回了一條性命。逃出來后，范睢到處躲藏，更姓換名叫“張祿”。范睢后來逃到秦國，被秦昭王重用，拜范睢為客卿，專門負責軍事謀劃，后來又封范睢為“應侯”。魏國人知道現在秦國為相的那個人很厲害，名字叫“張祿”。秦國軍事日益強大，準備攻伐韓國和魏國，魏國派須賈到秦國來談判求和。須賈與范睢，在秦國實現了戲劇性會面。范睢脫下國相服裝，“敝衣閑步”來到須賈下榻之處，須賈驚奇范睢竟然還活著！又看見范睢挨凍受餓的樣子，就讓他坐下來吃點東西，又“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對范睢表現出憐憫同情。第二天，須賈準許見秦昭王時，須賈才知道“張祿”就是范睢，嚇得“肉袒膝行”，并通過范睢的門下人來請求向范睢請罪。范睢列數了須賈三大罪行，并在招待客人吃飯時，讓須賈坐在堂下吃“莝豆”類粗食。雙方恩怨至此了斷。
到了唐代，詩人高適在《詠史》詩中寫道：“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詩中的“天下士”就是指的范睢。
（三）關于虞翻，其事跡載于《三國志》卷五十七《吳書?虞翻列傳》。虞翻是會稽余姚人，先任會稽太守王朗功曹，后又到孫策、孫權身邊用事，官至吳國騎都尉。虞翻頭腦靈活，思維敏捷，判斷是非能力很強，所以在關鍵時刻，一次次起到重要作用。但因經常“犯顏諫爭”，加之“性不協俗”，又“數有酒失”，所以多見謗毀，得不到重用。有一次，孫權、張昭、虞翻三人在一起飲酒，話題談到“神仙”問題。張昭因為年齡稍大些，加之不勝酒力，所以經常被周瑜他們戲謔，這虞翻本來就是個性格“疏直”之人，指著張昭說：“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邪？”孫權也在場，虞翻的話把孫權也帶進去了。由于虞翻曾數次冒犯孫權，孫權“積怒非一”，這次實在忍不下去了，將將虞翻發配到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內以東）去當差。
雖然離開官場核心地帶，遠離了政治中心，但虞翻心態很好，樂觀開朗，正好有時間去積極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他一邊廣收門徒，講學不倦，門徒常有數百人；一邊著書立說，對《老子》《論語》《國語》進行訓注，虞翻之前曾有《易經注》，其學術研究能力與水平很早就得到了孔融等文壇大佬的高度贊譽。虞翻的學術成果皆得以傳世。
到了明末清初，詩人方文在《訪孫豹人不遇因題其壁》詩中有：“虞翻天下士，知己無一人”句，對虞翻在官場仕途上的失意與寂寥進行了高度概括。
（四）關于王鏊，《明史》卷一百八十一《王鏊列傳》記載。王鏊是蘇州人，父親王琬是光化縣（今湖北境內）知縣，王鰲16歲那年，隨父親讀書，國子監諸生爭相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為天下士。”明成化十年（1474年）鄉試，第二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一直到明孝宗弘治初年（1488年）才出來做官，任皇帝身邊的侍講學士，充任講官。針對太監引導皇帝游玩西苑一事，王鏊曾現場向皇帝講授周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一事，反復規切皇帝不要玩物嬉戲，“帝為之動容”。后任吏部右侍郎，為國家邊境安全建言獻策，被皇帝采納。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任左侍郎，與韓文等大臣聯合向皇帝提出，鏟除宦官劉瑾等“八黨”。后遷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位至宰輔。
王鏊曾經對劉瑾迫害污辱朝臣、先杖后逐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說：“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在劉瑾當道期間，“鰲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無力挽救時弊，又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向皇上三次遞交辭呈，結果是“居家十四年”，朝廷大臣不斷舉薦他，他堅決不肯“出山”。七十五歲去世后，朝廷追贈“太傅”。他所著《性善論》一文，深得王守仁稱贊，認為“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當今世上，無人能比。唐寅稱其為“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有《震澤編》《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姑蘇志》等傳世。
王鏊的故居就在今天蘇州吳中區的“中國歷史文化名村”陸巷古村落中，稱“惠和堂”。
通過歷史上的“國士”與“天下士”的簡單列舉，我們發現，他們當中有的人是在生前就被人們所認可，有的人是后來人給予的評價，但沒有一個人是由國家層面、由廣大群眾普遍認可的，其“含金量”與今日之“國士”不可同日而語。走過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歷經民主革命、走向共和，我們踏上了社會主義大道。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征程中，“國士”式、“天下士”式人物已經紛紛涌現，雖然被國家層面予以表彰的只是鳳毛麟角。時代在呼喚和造就更多的“國士”、“天下士”們，為了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也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建。
束有春
2020年9月16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