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情思長

□ 凌子

　　《古詩十九首》系樂府古詩，漢代無名氏作，最早見于蕭統(tǒng)所編《昭明文選》。鐘嶸《詩品》謂其“文溫而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劉勰《文心雕龍》譽之“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古詩十九首》的藝術魅力，通過特具藝術魅力的“五言”，讓讀者為之“中心搖搖”。清代沈德潛把《古詩十九首》悉數(shù)收入《古詩源》，以為“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善入。此《國風》之遺也”。明代陸時雍推崇《古詩十九首》為“風余”，為“詩母”，以為“深衷淺貌，短語長情”。

　　從傳承與影響上講，大致可以詩意地表述為：《古詩十九首》，上承《詩經(jīng)》《楚辭》，下啟“建安”“蓬萊”（取李白詩句“蓬萊文章建安骨”）。

　　時局動蕩、門閥限制，讓許多有志之士壯志未酬、懷才不遇、羈游難歸。人生苦短，韶光易逝，行樂難再。于是，化為寄托，身份便是“游子”，對應則為“思婦”；抒發(fā)的形式則為“游子之歌”，對應則為“思婦之詞”。

　　游子的羈旅情懷和思婦的閨中悵望，構建成《古詩十九首》的基本意象。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寫作角度看，大凡有三種，一是游子思鄉(xiāng)，二是思婦怨離，三是第三人稱抒寫。事實上，詩是一個整體，最動人的思念從來都是雙向的，充滿體貼。這種寫法，《詩論》中謂“從對面寫來”，唐代詩人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即為代表。以這種寫法解讀《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念詩，既解決了一個角度問題，也讓“游子詩”與“思婦詩”得到有機的統(tǒng)一，同時，可進一步把夫妻之情“上升”到更高層次的倫理寄托。《行行重行行》一詩可謂代表作。

　　比興乃《詩經(jīng)》之傳統(tǒng)手法。比為比喻，興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筆者以為，比興是融通的，正如通感；又是關聯(lián)的，正如雙關。興，更多緣于寄托，緣于觸景生情而情不自禁。《古詩十九首》顯然受《詩經(jīng)》《楚辭》影響，在比興方面卓然。《冉冉孤生竹》可作范例。

　　“深衷淺貌，短語長情”，形式為內容服務，得體而獨特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使《古詩十九首》意韻悠長。其中疊詞的運用當為一大奇觀，幾至“超凡入圣”境界。疊詞系疊字，理論上講，屬聯(lián)綿詞一族。聯(lián)綿詞在聲韻與摹狀上獨樹一幟、別具一格、特具一色。《古詩十九首》的疊詞運用，顯然發(fā)揚了《詩經(jīng)》《楚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經(jīng)意中，把疊詞的神奇功效發(fā)揮到極致，以致后世不時泛濫疊詞詩、疊詞聯(lián)。疊詞的第一妙用，在于極大地喚起“美妙感”，喚起“美妙感”的體驗。無論擬聲還是繪色，無論摹狀還是擬態(tài)，疊詞都是直流的，直通感官。《古詩十九首》中，疊詞運用幾乎通篇的有兩首，一為《青青河畔草》，一為選入當今中學課本的《迢迢牽牛星》。而這兩首也基本可謂經(jīng)典中的經(jīng)典，十九首中的代表作。

　　《青青河畔草》系閨怨辭。“青青”對“郁郁”，一繪色一擬態(tài)，讓人自然聯(lián)想到多情與別離、無情與眷戀。“盈盈”對“皎皎”，一擬態(tài)一繪色，讓人不免觸景生情，感同身受。“娥娥”對“纖纖”，繪色兼擬態(tài)，讓人怎能不憐香惜玉，而詩中女主人公又怎能不自憐自怨自艾。有了這般“濃妝淡抹總相宜”的鋪墊，以下的“交代”與“感嘆”水到渠成，痛入骨髓——“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迢迢牽牛星》系相思詞。“迢迢”對“皎皎”，一言距離遙遠，一言顏色皎潔。“纖纖”對“札札”，一寫手之嬌美，一寫織之嫻熟。如此鋪墊，按常理當引出“順理成章”、愉悅歡暢，但結果竟是“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何故？詩之奇趣，亦如小說之奇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于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遂成千古名言。“盈盈”對“脈脈”，水與情感，就像水與血，原來都是那么多情那么深情卻又那般無可奈何。是狀形態(tài)，也是狀情態(tài)，可謂血濃于水、天衣無縫。

　　疊詞通過摹擬、渲染聲色形態(tài)情，往往起到一詠三嘆、由此及彼、推波助瀾的神奇功效。試詠如下疊詞與比興聯(lián)袂的起句，感覺如何？——“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