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了“太監”這支變性隊伍，元朝政權又是如何解決處理好龐大的皇宮及后宮管理與安全等問題的呢？我在閱讀《元史》過程中，對有一個詞開始一直感到生疏不理解，那就是“怯薛”一詞。如：《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紀（九）》有：至元二十年二月庚子，“敕權貴所占田土，量給各戶之外，余者悉以與怯薛帶等耕之”。三月，“賑八魯怯薛、八敕合赤等貧乏”。卷十五《世祖本紀（十二）》：至元二十五年八月丙辰，“詔安童以本部怯薛蒙古軍三百人北征”。卷十七《世祖本紀（十四）》癸丑，完澤等言：“凡賜諸人物，有二十萬錠者，為數既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后將賜，或無可給，不均為甚。今計怯薛帶、怯憐口、昔博赤、哈剌赤，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戶為率，次等半之，下等又半之，于下等擇尤貧者，歲加賞賜，則無不均之失矣”。
這些記載中的“怯薛”二字是什么意思？是突厥蒙古語“番直宿衛”、輪流值宿守衛之意，是起源于草原部落貴族的親兵，是蒙古帝國和元朝政權的禁衛軍，由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親自創建。
成吉思汗在建立政權過程中，為了防止出現宦官專權誤國、在后宮興風作浪、破壞朝綱等現象，一開始就注重選拔蒙古族出生的貴胄子弟，讓他們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及皇上所經常使喚者，都讓這些人來擔任職掌。當時主要任命四大功臣及其后裔專門負責這些要務，號為“四怯薛”。從而確保了天子身邊及朝廷皇宮的大內要害部門，都是那些根正苗紅、血統純正的“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
據《元史》卷九十九《兵志（二）》“宿衛”條：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雜，以制輕重之勢。當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術為“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衛。怯薛成員稱“怯薛歹”，復數作“怯薛丹”。
“四怯薛”是如何來的？原來在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時，有四位大功臣，名字叫：博爾忽、博爾術、木華黎、赤老溫，當時號稱“掇里班曲律”，翻譯成漢語就是“四杰”。成吉思汗任命他們四人世世代代當“怯薛”的頭領，由他們四大家族負責“番直宿衛”，以保護皇家核心要害部門。四怯薛在執行“宿衛”任務時有分工，每三日更換一次。如以十二地支來表示排序，申、酉、戌三日由博爾忽領頭負責，為第一怯薛，又稱“也可”怯薛，因博爾忽去世早，又絕后，元太祖命“別速”部代之，別速不在“四杰”之列，只得以元太祖的名義出現，故曰“也可”。亥、子、丑三日由博爾術領頭負責，為第二怯薛。寅、卯、辰三日由木華黎領頭負責，為第三怯薛。巳、午、未三日由赤老溫領頭負責，為第四怯薛。赤老溫又絕后，其后怯薛就經常以右丞相來領頭負責。
怯薛軍成員的本領非同常人，個個身懷絕技，尤其精于復合弓和輕騎技巧。其使用的復合弓由木頭、動物骨頭等多種材質構成，并以動物皮膠黏合。怯薛騎士射箭的射程可達 305 米以上，他們經常身佩兩種弓，一支用于近距離攻擊，一支用于遠距離齊射，而且他們的箭筒里備有多種不同用途的箭，包括引燃箭、穿甲箭和可以驚擾敵軍的響箭。怯薛軍在馳騁之際，仍能運弓自如，可以旋轉360度并立即瞄準攻擊敵人。他們常以半月形的陣式突擊敵人，并從兩側進行包圍。如果這種戰術不能奏效，他們就會迅速撤退，誘敵追擊。這是一支特別能戰斗的精英部隊。
“怯薛”軍實行世襲制。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仍襲其職，以掌宿衛、環衛等。簡言之，這支隊伍主要由貴族、大將等功勛子弟構成，每名普通的怯薛軍士兵都有普通戰將的薪俸和軍銜。擔任怯薛軍的人到了年老之后，一般都能“擢為一品官”，享受待遇。怯薛軍屬于“禁近”中人物，除“宿衛”外，他們也有職能上的細化分工，如負責“大汗”皇上的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等，一旦確定后，基本上是一輩子都從事這項工作，“悉世守之”，并且可以一代傳給一代，即使到了子孫輩也不會改變。不是皇室親信可靠之人，是不可能進入怯薛軍行列的。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在“四怯薛”的基礎上又設有 “五衛”制，以象征五方，其中有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以領之。這些“禁兵”是橐鞬相隨，列于宮禁中，負責宿衛之事是其主要職能。如果這些怯薛軍用于朝廷舉行的“大朝會”時，就稱為“圍宿軍”；用于朝廷大祭祀時，就謂之“儀仗軍”；用于皇上車駕巡幸保衛，就稱為“扈從軍”；用于守護天子之帑藏寶庫，就稱為“看守軍”；如果用于夜間特警巡邏任務，就稱為“巡邏軍”；如果每年漕運物資到達京師時，負責社會治安及“彈壓”威懾，防止搶劫丟失，就稱為“鎮遏軍”。他們都屬于怯薛軍性質。
忽必烈時期，怯薛軍主要由四種人員組成：一是出自先朝大汗的撥賜及鐵木真第四子拖雷家族所屬的世臣子弟，二是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所征召的貴臣、官員子弟，三是從以諸侯將校子弟來充軍的質子中擢拔，四是一些因賞識而得到引薦的異能之士。怯薛軍人員數量，鐵木真成吉思汗時代，人數在1萬左右，后來逐漸增多，到忽必烈時，已達到1.7萬左右。
“怯薛”軍的數量在增加，賦予的功能也在不斷拓展，不僅只是皇宮禁苑中的皇家衛隊，更是元朝政權中的一支特別能戰斗、完全聽皇帝指揮、作風過硬的“特種兵”。
除了皇宮禁苑以及國防安全、社會治安等任務外，怯薛軍在和平時期也時常肩負農田水利建設等重大工程的突擊任務，如“京杭大運河”中的北京段“通惠河”的開挖，其中主城區河段，就是由怯薛軍來完成。
關于“通惠河”的開挖，《元史》卷六十四《河渠志（一）》“通惠河”條記載，通惠河的源頭出于白浮、甕山諸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建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渾水溉田，于舊閘河蹤跡導引清水，通過塞清水口、建造壩閘等形式，達到節水以通漕運的目的。忽必烈同意郭守敬的提議。工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正式開始，到第二年秋天就告成。忽必烈賜名“通惠”。這項工程，動用了軍隊力量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人，工匠五百四十二人，水手三百一十九人，沒官囚隸百七十二人，計用工二百八十五萬個。用掉楮幣一百五十二萬錠，糧食三萬八千七百石，還有大量的木、石等物資。
“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說明當時元朝政府是上下齊動員，除了皇帝，丞相以下的政府官員都參加了河渠開挖工程。在這支由政府官員組成的大軍中，“怯薛”軍團組成的河工隊伍是最引人注目，工作成果最為出色。這支隊伍的領頭人是一個名叫“月赤察兒”的怯薛將將領。
據《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博爾忽列傳》之“月赤察兒”記載，月赤察兒是鐵木真時期的一千戶博爾忽（“四怯薛”之一）的兒子，為人“資貌英偉，望之如神”，性格仁厚，勤儉耐勞，事母以孝聞。至元十七年（1280年），曾領五怯薛太官。至元二十八年，都水使者郭守敬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再東入潞河，使江淮漕運之舟經廣濟渠后，可直接停泊在都城。忽必烈同意了郭守敬的計劃，同時他一方面“亟欲其成”，一方面“又不欲役其細民”，于是下詔，讓四怯薛人和諸府人來“專其役”，負責主城區的河道開挖和疏浚建設。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沒有“細民”如農民等參與的運河開挖工程，與100多年前的金朝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開展的運河疏浚工程，其意義可以相提并論。（參閱筆者《我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沒有農民參加的運河疏浚工程》）
根據地勢高矮、河道開挖深度要求，怯薛軍們劃分好地段，各自領回開挖任務后，要在規定日期里完成工程土方量，以保證運河開挖渠道的暢通。月赤察兒率領他的怯薛軍團，全部穿上適合干體力活的便裝，“著役者服，操畚鍤“，用鐵鍬挖土，用畚箕挑土，熱火朝天地大干了起來。在月赤察兒及其怯薛軍的帶頭與倡導下，當時的京城中，是“趨者云集，依刻而渠成”，很多市民也自覺地投入到了河道開挖勞動中，工地上，勞動號子聲此起彼伏，一片沸騰景象，最后終于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了渠道開挖貫通任務。
忽必烈很是高興，將這條人工運河賜名為“通惠河”。
由《元史》卷一百七十《高源列傳》，我們進一步知道，這條“通惠河”由都城的“文明門”向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
忽必烈每每想起“通惠河”開挖工程能夠如期完成，與怯薛軍的頭領月赤察兒以身作則、全體怯薛軍將士參戰關系極大，他常對身邊的近臣們說：“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眾手，成不速也。”
元成宗即位后，下詔褒獎提拔月赤察兒，稱贊其“盡其誠力，深其謀議，抒忠于國，流惠于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 。大德四年（1300年）又拜為太師。
怯薛軍，是元朝國家體制、尤其是軍隊體制的創新，同時也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起了蒙古帝國的統治基礎。怯薛軍的成立，杜絕了封建王朝“宦官”用人體制的弊端，打斷了中國封建社會皇宮禁衛及朝政讓宦官參與的“宦官鏈”，而且，避免了宦官專權現象。怯薛軍以其特有的血脈傳承與家族世襲榮耀，保證了隊伍的純潔性與戰斗力超乎尋常，是一支平戰結合、能打勝仗能生產的特殊隊伍，是元朝政權建立與鞏固發展的“特種兵”！
束有春
2020年7月27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