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華

　　我自己的父親很早就往生極樂了，岳父像我親生父親。

　　他年過八十后，即便我蹲在他面前，給他戴上助聽器，湊近他耳朵大聲嚷，他都笑著擺手說：聽不到了。

　　一個人身處寂靜中，四周沒有任何聲音，連風聲雨聲蟲鳴鳥啼汽車轟鳴鄰居腳步……一樣都聽不到，會不會害怕？我引導父親：那就你講嘛，你講我聽。

　　他說：講啥子嘛？那些老龍門陣一點意思都沒得。

　　我說：就講你那些老龍門陣，我愿意聽。

　　他講他年輕時耳朵很靈。他是火車站的值班員，就像電影《紅燈記》里的李玉和，手提信號燈，或者揮舞小旗子，像交警那樣指揮過往火車。這工作不能出絲毫差錯，尤其會車時，提前或者延后一分鐘，都可能火車相撞。

　　怎么保證百分之百準確？他說他主要是靠耳朵。比如火車的鳴笛聲，車輪的啟動聲，扳道工搬動道岔的聲音……光靠眼睛不行，尤其晚上和大霧天，耳朵比眼睛管用。

　　他長期工作的火車站叫永郎，在涼山彝族自治州，跟鐵凝在《哦，香雪》里寫的那種深山里的火車站差不多，連快車都不停，慢車也不過每天兩趟。但不是無所事事，每一趟過路火車都要等他發信號，如果他發現異常，就要強迫火車停下。

　　強迫火車停下可不是小事，每列火車都在按照固定時間、固定線路行駛，其中一列意外停下，所有列車都要相應調整。如果是值班員指揮錯誤，后果不堪設想。

　　他當了三十多年值班員，一直到退休，沒有一次失誤，還得到過嘉獎。

　　一直到退休，他都只是值班員，連三等小站的副站長一類官都沒當上。

　　他時來運轉的時候是1985年，組織上通知他，批準他入黨了。同時從他檔案中抽出一些材料，當著他的面燒毀。這時他才知道，他從1957年起就被內定為沒有“戴帽”的右派，一直作為控制使用的對象。他哭了，這一年他已年過五十，不是提拔對象了。

　　不過沒什么遺憾，他退休后就離開永郎，那個快車都不停的地方，來到城里幫我們帶孩子。

　　如果一定要說遺憾，就是他在深山里住慣了，我們在成都給他買了房子，他還是回大涼山了。我的兒子博士畢業后，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說要接他去新加坡。

　　從此他密切關注電視上的新聞，只要看見“新加坡”三個字，他就呵呵笑。可能他一直在等待，可能他真的想去外國看一看。但是認真跟他討論出國的事時，他又笑著搖頭說：啥子都聽不到了。

　　雖然聽不到，卻非常愿意聽我們講。無論我們講什么，他都笑瞇瞇地聽，好像又能聽到了。

　　他經常在電話里說：你們工作忙，不要惦記我。只要多給我打打電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