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F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唐宋詞概說（四）

　　宋詞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轉變。但這轉變只是翻新了詞的音樂外殼，卻未能從內容上根本突破“艷科”的樊籬。因此，當文學史家站在更高的層次為宋詞劃分流派時，仍將柳永與晏殊、歐陽修等一并編入“婉約派”的陣營。而拓寬詞的意境，擴大詞的表現功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部分地恢復和發(fā)揚早已式微了的唐五代民間詞的現實主義精神，使詞能夠作到像詩那樣自由地、多側面地表達思想感情，觀照社會人生——宋詞發(fā)展進程中這更為艱巨，也更有積極意義的第二次轉變，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異軍突起。

　　北宋建國六十年后，社會繁榮背后隱藏著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表面化。為了緩和這些社會矛盾，維持宋王朝的長治久安，統治集團中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政治、經濟改革的主張并付諸行動。仁宗慶歷年間的“新政”，神宗熙寧、元豐時的“變法”，雖因大官僚地主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而終至失敗，但它們對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深刻影響卻不可低估。宋詞中“豪放派”的興起，恰在這一時期，恐怕很難用巧合二字來解釋。

　　由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fā)展進程具有不平衡性，未必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豪放派”，所有的“豪放派”都是改革者；然而改革精神必然會曲折地反映到文學包括詞的領域中來，則是可以斷言的。

　　嚴格說來，關于“豪放派”的發(fā)軔之始，應追溯到與晏殊、歐陽修、柳永大略同時的范仲淹。

　　范仲淹出身貧寒，貴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曾親率大軍抗擊西夏貴族政權的武裝侵略，后又主持過“慶歷新政”。其詞雖只傳五首，卻頗多新意。如《漁家傲》之寫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悲涼為慷慨；《剔銀燈》之借詠史發(fā)泄政治牢騷，于詼諧見狂狷：這在當時以批風抹月為能事的詞壇上，不啻是振聾發(fā)聵的一聲雷鳴！

　　豪放之作在唐代民間詞中已有一定數量，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的其他文人詞里亦偶一露面，不可謂無，只是湮沒在婉約詞的茂草底下，呈間歇泉狀態(tài)，未曾噴涌成溪而已。至范仲淹出，它才正式成為文人詞的一種自覺的創(chuàng)作傾向。

　　我們之所以云然，是連同范仲淹那些散佚了的豪放篇什一并考慮在內的。據宋魏泰《東軒筆錄》記載：“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zhèn)之勞苦?！奔俣ㄋ^“數闋”為三至五首，那么在他可知見的詞作中，豪放詞與婉約詞的比例便是五比三或七比三，前者明顯占了優(yōu)勢。

　　進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創(chuàng)作上步武范仲淹，以《桂枝香》（登臨送目）、《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之類剛健亢爽的懷古詠史詞顯現其政治長才、豪杰英氣，一方面又從理論角度向詞須合樂的世俗觀念發(fā)出了挑戰(zhàn)。

　　王安石說：“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后有聲，故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詞，卻是永依聲也。”（見宋趙令畤《侯鯖錄》）這話實質上是以破為立，“豪放派”的創(chuàng)作綱領，已然音在弦外。

　　前此詞中之所以充滿著“婦人語”和“妮子態(tài)”，英雄志短，兒女情長，多陰柔之美而少陽剛之氣，關鍵即在以詞應歌，而晚唐、五代以來世尚女樂，歌者大都是妙齡女郎，為了適應她們的“鶯吭燕舌”（宋張炎《詞源》），詞中自然只好以男歡女愛、離情別緒、傷春悲秋為主題，以“婉約”為正宗了。

　　“豪放派”要解放詞體，打破“詩言志”（泛指情志）而“詞言情”（特指情愛）的題材分工，沖決“詩莊詞媚”的風格劃界，就一定要松開束縛著詞的音樂枷鎖。在這一點上，時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蘇軾，似乎走得更遠。

　　蘇軾非不能歌，但自言平生不善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因此，他只把詞當成一種句讀不葺的新體詩來作。

　　他在詞里懷古傷今，論史談玄，抒愛國之志，敘師友之誼，寫田園風物，記遨游情態(tài)……真正做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清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或表現為平岡千騎、錦帽貂裘、挽弓射虎時的激昂慷慨，或表現為驟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嘯徐行時的開朗曠達，或表現為大江酹月、故國神游、緬懷英杰時的沉郁悲涼，或表現為長路思茶、柴門輕叩、試問野人時的隨和平易……真正做到了“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蘇軾《答謝民師書》）。他是“豪放派”當之無愧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