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許多“自古”的表述中，有一種表述應該是：我國自古就是一個依法治國的法治國家。這個“古”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上古堯、舜、禹時代，當時誕生了我國第一位大法官、被譽為“中國司法鼻祖”的皋陶（音遙，yáo）這個人。雖然皋陶沒有當過“天下共主”，卻被后人與堯、舜、禹并列，尊稱為“上古四圣”。

　　一．舜帝主政，高層盛會，“慎乃憲”思想誕生。

　　話說當年，舜在接過堯的帝位后，召集十二牧（相當于十二個政府組成部門的頭頭）開會，對大家進行工作分工，提出工作要求。據《尚書·堯典》，舜帝對皋陶說：“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帝話語中的“士”是指獄官之長、專門負責獄訟案件處理之事，舜帝任命皋陶擔任這個職位。

　　為了維護穩定、鞏固政權，當時已經有了“五刑”，即墨（亦作“黥”）、劓（yì）、剕（亦作“刖”）、宮、大辟五種刑罰。舜在指導陶皋時，對懲罰用刑的刑具種類、根據罪行大小進行流放的地點遠近等，都交待很很清楚。“猾夏”之“夏”指中國，當時中國范圍主要指中原一帶，經常受來自四面的蠻夷戎狄侵擾，財物被竊，百姓受害，所以“五刑”主要是用來針對那些“猾夏”之人。

　　過了一段時間，舜帝召集會議，讓十二牧來匯報工作，《尚書·皋陶謨》反映了這次會議一些情況。會上，大家暢所欲言，皋陶與大禹二人的對話很精彩，皋陶的執政理念得到了充分彰顯。皋陶認為，“行有九德”，就是“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如果做到了“九德”，你就會處于“有常吉”的吉祥順利狀態。

　　舜帝在聽了皋陶與大禹的對話后，對皋陶工作提出新要求：“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舜帝提醒皋陶，對那些順從者要敬重，對那些違抗者要“施刻象之刑”，在考察案情、動用刑罰時，要務求公允得當，政策透明。

　　“刻象之刑”就是將刑殺之圖樣刻于器物之上，使老百姓通過看圖就能知道刑罰種類和厲害程度，從而有所戒律。這種做法被后來者所繼承，如春秋時鄭國子產“鑄刑鼎”即鑄刑書于金屬鼎上，內容不僅有法律條文，還有犯人遭到處罰時的慘狀，從而使百姓感到極度懼怕而不敢去犯法。

　　皋陶在聽了舜帝指示后，向舜帝“拜手稽首”，希望他對自己說這樣的話：“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皋陶啊，你帶領大家開展法治工作，要謹慎地實施已經立下的法度，只有不斷地省察自己，我們的事業才會獲得成功，對于法度可要恭敬啊。“慎乃憲”的“憲”就是“憲法”“法度”的意思；“屢省乃成”就是要反復省察，才能把案件處理好。史官記載的這個場面，如今日之屬下提醒領導，讓領導布置任務，便于屬下工作有方向。

　　也正是在這次國家最高層會議上，確立了“慎乃憲”法治思想，對華夏民族融合團結“猾夏”之邦之人起到了思想指導作用，并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

　　就皋陶本人而言，他十分注重民心向背問題，在天人關系問題上，堅定地認為：“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老百姓的作用比天帝更重要，這種認識在當時是十分前衛的。他要敬天保民，“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發揮好天人關系的橋梁作用，以守護并不斷擴大華夏土地幅員面積。在與大禹交流時，皋陶反復講為政的要訣是“在知人，在安民”。大禹對皋陶很是欣賞敬佩，回答說：“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聰明睿哲的人可以當官，可以讓百姓安心快樂地生活，而老百姓也會永遠懷念他。

　　二．明德慎罰，開門辦案，疑罪從輕或從無。

　　進入夏商周以時代，立法執法在上古基礎上又有變化發展。典型的有《尚書·盤庚》中的記載：“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舊服”就是指舊制度；“正法度”即以法度為正，引導民眾。盤庚是商王朝第十九位國王，他既教于民、又教其在位大臣要遵守舊制、正視法度。

　　商王朝自建立后，曾數次遷都，僅盤庚任上就兩次遷都，第一次是將商王朝都城從黃河以北的奄（今山東曲阜）遷到黃河以南的商湯故地亳（今河南商丘），第二次是遷到殷（今河南安陽）這個地方。王朝都城雖然動蕩，但國家對“法度”重視并沒有削弱，而是依法推動遷都工作開展。

　　進入周朝后，國家法治工作又將明德化人作為目標來強調。《尚書·多方》記載周公奉周成王之命，向天下諸侯和眾士宣告之詞，其中有：“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商湯依靠眾多方國的支持，推翻了夏王朝，替原來的夏王朝老百姓作主；商湯謹慎地施罰行刑，重在勸勉百姓為善；一直到商紂王的父親帝乙，商王朝都是注重“明德慎罰”的，對犯罪之人或幽禁或殺戮，或開釋無罪，都是為了勸勉百姓，讓他們向善的方面發展。

　　在《尚書·立政》周公晚年告誡“孺子王”周成王的語詞中，前后有三次出現“庶獄庶慎”句，“庶獄”即眾多獄訟，“庶慎”是強調執法時要慎之又慎。

　　《尚書·呂刑》記載西周穆王時，相國呂侯幫助年邁的周穆王制定刑律，克服濫用刑罰現象，認為：“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訖”即止，“富”字，《說文》釋為“厚”，意謂：主典刑獄者，不是止于威虐，而是止于仁厚，達到寬厚仁愛的效果。

　　周穆王在呂侯勸諫下有所感悟，要求臣工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慎用五種虐殺之刑，以成就敬順、正直、勤勞三種品德。如果用“五刑”而不實，就降級用“五罰”治罪，如果用“五罰”而不可從，就降級用“五過”來治罪，并執行“疑罪從輕”政策：“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這里的“赦”就是赦免從輕之意。又規定從輕治罪尺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可以通過罰款等方式來讓犯罪之人換回性命。同時要求，在定罪及處罰時，一律要“閱實其罪”才能執行，防止出現誤判誤罰和誤殺。

　　發展到春秋時，我們可以從孔子的思想言行中領略到“慎乃憲”思想的發展。

　　在《孔子家語·刑政》篇中，孔子弟子仲弓曾經問老師：“古之聽訟，尤罰麗于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仲弓問老師：古人特別重視判刑要和事實相符，不能完全用自己的主觀判斷來量刑，這種事能不能講老師說說？

　　孔子回答：“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審理案件必須實行“三訊”制度，“訊”即詢問征求意見，“三訊”一是詢問群臣，二是詢問群吏，三是詢問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對于那些有作案動機但卻無作案事實的，就不應該判刑）附從輕，赦從重；（施加刑罰的時候，附依的人要“從輕”，赦免時，要遵守“從重”即慎重原則）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對于有疑點的案例，要廣泛地與眾人共同商量審理，確有疑點時，就要將嫌疑人予以赦免）皆以小大之比成也。（這些都是依據以往大小案例來制定的）是故爵人必于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于市，與眾棄之也。（所以，給士人以爵位時，要在朝堂上進行，這是為了讓眾人都去尊敬他；給犯人行刑的時候，一定要在市場上進行，這是為了讓眾人都去唾棄他）”孔子在這里提出了一個重要刑罰理念：疑罪從輕或從無。

　　孔子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時，主持朝政七日就誅殺了犯下五宗“大惡”的“人之奸雄”“亂政大夫”少正卯，但在處理民間訴訟時卻很有耐心，注重教化。有“父子訟者”即父子倆打官司的，孔子就將他們二人“同狴執之”，將他們關押在同一間牢房里。“狴”是古代圖畫在牢獄大門上的神獸，指代監獄。連續關了三個月，不讓他們二人分開住。這時，做父親的主動“請止”，要求撤訴了。孔子見父子二人關系已經和解，就原諒了他們，將其赦免釋放了。

　　誰知此事讓魯國當政者季孫很不高興了，認為孔子是在欺騙他，因為孔子曾一再告訴季孫：“國家必先以孝”，孔子應該殺戮那個不孝順的兒子來教導民眾，為什么要把他們二人都赦免了呢？

　　孔子的學生冉有把季孫對孔子不滿的話又轉告孔子。孔子聽后，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法度松弛，但處罰嚴厲），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孔子將百姓犯錯犯罪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統治階級“失其道”，是教育缺位等原因造成，“罪不在民”。這種法治理念在孔子時代出現，實屬難能可貴。

　　據《孔子家語·相儒》篇記載，由于孔子賞罰分明，處理案件果決，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犯罪行為絕不姑息，使魯國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得到解決：“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個月后，“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沒有了，男女之間互相尊重，路不拾遺，外地人到魯國，有一種賓至如歸的安全幸福感。

　　孔子在任魯國司寇時，還堅持走“開門辦案”群眾路線。

　　據《孔子家語·好生》篇記載，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時，請來“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孔子審斷案件時，邀請許多對案件有不同看法的人來參會，說“你以為怎么樣？某某認為怎么樣？”大家都紛紛發表自己對案件的看法。在這之后，孔子才說：“應該聽從某人的看法，應該是正確的”。孔子這樣做，確保了案件處理少出或不出差錯。

　　孔子開門辦案作風在后世得到傳承，明清時期尤常見。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魯穆列傳》記載，魯穆是明永樂四年進士，后任福建僉事，理冤濫，摧豪強，名震當時。漳州有一個人名叫周允文的人，開始因為無子，就以侄兒為后。后來娶妾而生子，就把原先給侄子的家產分出一部分給妾所生子。周允文死后，侄子對外宣講，說妾生的那個孩子不是叔叔所生，并將他們從家中逐出，“盡奪其貲”。周允文妾含冤，將訴狀告到縣衙。魯穆召集縣城父老及周允文宗族，暗中秘密將妾所生子置于群兒之中；眾人一致指出，“兒類周允文”，那小孩子長相與周允文一樣。那時還沒有出現DNA鑒定技術，魯穆通過開門辦案，依靠群眾，解決了疑難問題，“遂歸其產”，將被周允文侄子奪走的家產又歸還給了周允文的妾和兒子。當地老百姓一致稱贊魯穆開門辦案好，處理問題很公道，稱其為“魯鐵面”。又，《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循吏列傳》記載了乾隆二十一年進士汪輝祖任湖南寧遠知縣時事。汪知縣在辦案時，“每決獄，縱民觀聽”。這就是開門辦案。

　　三．深研細繹，尊重生命，“青天”官員代有人出。

　　在“審乃憲”傳統思想影響下，在尊重生命理念下，歷代判官中都會出現審慎處理人命案的判官。

　　《宋史》卷三百二《吳及列傳》記載，吳及在十七歲考中進士后，被朝廷任命為候官縣（今福州境內）縣尉。因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致使官司莫能辨。吳及到任后，對案情卷宗進行全部重新讞正，對當事人進行重新審問調查，結果有53人的案情得到甄別，生命被保了下來。朝廷提點刑獄司將吳及的做法在當地全國推廣，避免了許多冤情發生，也逐漸使民風得到改變。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列傳三》記載，劉寶楠是道光二十年進士，在官十六年，衣冠樸素如諸生時，勤于聽訟。在任直隸文安縣知縣時，審結積案一千四百多件。雞初鳴就坐堂審案，當場研鞫結案，悖者照例治罪。凡涉親故族屬訴訟，就喻以睦親，概令和解釋免。因訟獄既簡，衙吏無案可審，“多去籍歸耕”，境內出現“遠近翕然”穩定社會局面。

　　在“慎乃憲”優秀傳統影響下，我國歷史上曾出現了許多“青天”官員。

　　據《晉書?良吏列傳》載，譙國（今安徽境內）譙人曹攄（shū）年少時就很孝順父母，品行好，喜好讀書寫文章，長大后，得到了太尉王衍賞識器重，被直接調任臨淄縣令。

　　臨淄縣有一位寡婦，孝順婆婆，遠近聞名。婆婆覺得兒媳婦年紀輕輕就守寡，于心十分不忍，就勸兒媳婦改嫁，過正常女人生活。誰知這位年輕寡婦堅決不肯，堅持留在婆婆身邊服侍照顧。婆婆心里既對兒媳婦充滿了憐憫感激之情，同時又覺得是自己拖累了別人，于是就趁兒媳婦不在家時，悄悄上吊自盡了。婆婆本以為自己死了后，可以讓守寡的兒媳婦重新嫁人，誰知反而害了她。

　　正在年輕寡婦為婆婆自盡哭得死去活來時，婆婆的親戚及家族鄉黨中有人懷疑是這位年輕寡婦害死了婆婆，就將她告到了縣衙。誰知衙役們不問青紅皂白，將寡婦一頓嚴刑拷打逼供，年輕寡婦實在受不了皮肉苦楚，只好“自誣”，承認是自己害死了婆婆。按律，寡婦當死，被關進了死牢。

　　正在這時，原先的縣令被調走，新縣令曹攄走馬上任。他早已聽說了這樁案子，判斷其中一定有冤情，必須要重新審理調查。經過仔細認真調查核實，終于確認了事情真相，為這位寡婦洗清了冤情，還她于清白。人們盛贊曹攄辦事正大光明，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曹青天”。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列傳》記載，包拯為廬州合肥人，中進士后，任大理寺評事，后又任建昌縣知縣。只因父母年邁，后來就干脆辭官，服侍二老；父母雙亡后，他又在父母墳墓旁邊搭建一個小房子，為父母守墳，一直到三年服孝期滿，還是不忍離開。里中父老鄉親都來安慰他，朝廷也在不斷催促他上任出仕。后來，包拯到今天的安徽天長縣當了知縣。

　　天長縣有一戶農家的牛被人偷偷地割掉了舌頭，主人就到縣衙告狀申冤。包拯聽了那位農人訴狀后，對他說：你回去悄悄把牛給殺了吧，把牛肉拿到街上賣去。并關照那人不要對外說是誰讓宰殺的。當時政府有規定，不準私自宰殺耕牛，尤其是農耕季節，否則是犯法的。

　　第二天，突然有一個人來到縣衙舉報告狀，說某某地方某某人家私自宰殺耕牛，沒有經官府批準，并且還把牛肉拉到集鎮上去賣了。

　　包拯一聽，這人舉報的對象，就是昨天來申冤告狀的那位農戶，所以判斷今天來舉報的這個人就是偷割牛舌頭的人，于是把案桌一拍，大聲呵斥道：“你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頭，現在又反過來狀告人家？”這位盜賊給包拯一下子識破了，嚇得連忙磕頭如搗蒜，承認自己偷割了牛舌頭，被依法治罪無疑。

　　包拯后來到開封府任知府，又右遷司郎中，在朝廷以剛毅嚴明、辦案果決著稱，那些貴戚宦官們本來有貪婪欲望，這時都斂手不敢貪了，乃至于一聽到包拯的名字都有點心虛發抖。包拯平素不茍言笑，幾乎是鐵青著臉，加之皮膚又黑，所以人們就半開玩笑半是褒獎地說：要想包拯笑起來，比黃河水變清了還要難。童稚婦女都知道包拯的大名，因為包拯曾官任天章閣待制，所以大家就稱包拯為“包待制”。當時京城開封流傳這樣一句話：“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說，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有什么冤情要申訴，就去找讓大鬼小鬼都害怕的閻羅王包拯！

　　按照當時審理案件規定，凡是來訟訴告狀的人，一律是跪拜在審理大堂外的庭院中，不得進入“大老爺堂”。包拯要把這種拒人于門外的衙門作風改一改，下令打開大老爺堂正大門，讓告狀申冤的人“得至前陳曲直”，直接到他跟前來申冤告狀,這樣也便于監視那些任意欺負老百姓的官吏。這一改革，看似幾步遠距離，但卻把政府官員與老百姓的距離拉近了，辦案的效率更高了，老百姓更加高興，又給包拯送上一個“包青天”稱號。

　　包拯一身正氣，也堅持開門辦案，這與他為官清廉有關。

　　包拯在端州任太守時，端州是出產名硯“端硯”的地方，每年要向朝廷進貢一批硯臺。以前的太守在執行這項任務時，利用向朝廷納貢名義和機會，從民間多收數十倍端硯，用以結交權貴，升官發財。包拯到任后，為堵住不正之風，下令所有制硯工匠，數量只要做到滿足朝廷需要的即可。在端州任職期滿后，包拯沒有帶走一只端硯。

　　在任開封府知府時，中官（宦官）勢族強大，修建私家園林臺閣，侵占了惠民河許多地段，致使惠民河出現河道淤塞不通情況。包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在等待機會鏟除這些違章建筑。恰逢京師連續下大雨發大水，河道水溢，危及民生安全，包拯抓住時機，下令將這些違章建筑全部摧毀。有人手持地券跑到包拯這里告狀，說政府多拆除了他們家園子地皮，包拯趁勢讓這些宦官們交出地券，并進行逐一審核，結果發現這些人違規占用公共土地，通過買通或權錢交易，多開土地券。包拯將他們的材料整理后上奏朝廷皇上，朝廷支持包拯的處理決定。

　　包拯性格峭直，敦厚樸實，厭惡官吏對老百姓的苛刻剝奪，雖然嫉惡如仇，但心中常懷忠恕之情，對犯錯誤者善言忠告。與人相處，不茍合，不以偽辭假色來取悅于人，平時沒有私信來往，對故人、親黨，一律不書信私托。雖然當了大官，但衣服、器用、飲食還是像做布衣百姓時一樣。包拯常對人說：“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家族大塋墓園中。誰如果不聽我的話，就不是我的子孫。”這就是歷史上真實的“包青天”包大人。

　　時至清代，有許多“青天”判官被載入史冊。

　　《清史稿》卷二七七《施世綸列傳》記載，康熙四十五年三月，施世綸被授予順天府府尹后，上疏朝廷，請禁司坊擅理詞訟、奸徒包攬捐納、牙行霸占貨物、流娼歌舞飲宴等事，朝廷“部議，定為令”。康熙五十四年任漕運總督時，察運漕積弊，革羨金，劾貪弁，除蠹役，以嚴明為治。歲督漕船，應限全完，無稍愆誤。史稱“世綸當官，聰強果決，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民號曰‘青天’”。后來在江寧任上，因父母雙親中有人去世，“以憂歸”，江寧老百姓“乞留者逾萬”。雖然如此，還是沒能留得住這位“青天”官員，江寧百姓就“人出一錢，建兩亭府署前”，且將這個亭子稱為“一文亭”。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九《岳起列傳》記載，岳起是滿洲鑲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乾隆五十六年遷任奉天府尹。之前的府尹等官員“貪黷”嚴重，岳起到任后，令人將“屋宇器用遍洗滌之”，對大家說：“勿染其污跡也！”嘉慶四年，擢升江蘇巡撫。岳起“清介自矢”，身邊僮仆僅數人，外出一律屏棄騶馬車隊，“禁游船聲伎，無事不許宴賓演劇”，令吳下（今江蘇一帶）奢俗為之一變。嘉慶五年，岳起署兩江總督，對南河工員莊剛、劉普等侵漁舞弊行為進行整頓，對官員莫沄在任所設店肆運貨至工、居奇網利的行為“并治如律”。岳起無子，居無邸舍，最后病歿于僧寺。妻紡織以終。吳地百姓尤思其德，呼曰“岳青天”，且演為歌謠。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劉清列傳》記載，劉清是貴州廣順人，由拔貢議敘，授四川冕寧縣丞，擢南充知縣，政績為一省之冠。嘉慶元年，教匪起，劉清得民心，募鄉勇五百人擊賊，人樂為用。賊自為民時知其名，遇輒避之。嘉慶三年，署廣元縣知縣，協助總督勒保活捉了教匪頭目王三槐，將其押送京師。廷訊時，王三槐大喊“官逼民反”。嘉慶皇帝聽后詰問道：“難道四川全省官員都不是好人?”王三槐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

　　“劉青天”是四川老百姓對劉清的尊稱，嘉慶皇帝對劉清的政聲深表贊賞，特下旨諭：“朕聞劉清官聲甚好，每率眾御敵，賊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終奮勇，民情愛戴，著勒保據實保奏。”總督勒保很快就將劉清的治績戰功上奏朝廷。劉清被晉秩同知直隸州，賜花翎。于是，“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嘉慶八年，劉清又奉詔參加平息陜西患匪事，到了嘉慶十年凱旋歸來時，嘉慶皇帝賜御制曰：“循吏清名遐邇傳，蜀民何幸見青天!誠心到處能和眾，本性從來不愛錢。”時以異數榮之。

　　劉清后來授山西按察使，遷布政使。因為與巡撫大人初彭齡關系沒有處好，初彭齡彈劾劉清“袒護屬吏”即袒護包庇自己的屬下，結果被“降四級”，以從四品作“京堂”官使用。“京堂”是明清時期對各衙門長官的稱呼，意為堂上之官。清代的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及國子監都設有堂官，概稱為“京堂”。對于這種“斷崖式”降級，劉清不去辯解，只是向上級陳述自己“不勝藩司之任”，結果又招致皇帝生氣，下詔訓斥為是“冒昧”行為，被繼續降級為“刑部員外郎”。后來，熱河新設理刑司員，朝廷派遣劉清前往任職。雖然是邊境地區，法治文化建設處于草創階段，但劉清辦事，能夠“持大體，斷獄平允”，堅持以理服人，公允公平，所以當地蒙古族老百姓也以“劉青天”稱呼他。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循吏列傳》記載，牛樹梅是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四川彰明知縣，以不擾為治。決獄明慎，民隱無不達，咸愛戴之。鄰縣江油匪徒何遠富糾眾劫中壩場，其地與彰明縣的太平場相近。牛樹梅率民團御之，但匪首何遠富聲稱：“我不踐彰明一草一木也”。迨官軍擊散匪眾，何遠富藏匿在下莊白鶴洞，恃險負隅，且遙相呼曰：“須牛青天來，吾即出。”牛樹梅至，匪首何遠富“果自縛出”。

　　牛樹梅后來擢升為茂州直隸州知州，尋署寧遠知府。當時發生大地震，“全城陷沒，死傷甚眾”。牛梅樹被壓在土下而獲生，蜀地人都說是蒼天要“留牛青天以勸善”。牛樹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所以賑災黎甚厚，民愈戴之。后因“父憂去官”，回家守孝。同治元年，經四川總督駱秉章推薦，牛樹梅被擢授為四川按察使。四川老百姓像遇到喜事一樣，奔走相告，都在說著：“牛青天再至矣！”同治三年，牛樹梅以老病不出，主持成都錦江書院，回歸學問，當起了“山長”。

　　堅持嚴謹慎重態度去立法執法，堅持為民族和國家利益去立法執法，堅持為維護大眾利益去立法執法，這是我國法治文化時至今日都在賡續的優秀傳統，而歷代百姓最不會忘懷的，還有那些堅持“慎乃憲”的立法執法人。

　　束有春 

2022年9月15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