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中國打過鬼子嗎?
海明威抗戰中國行考辨二題
□ 吳心海
海明威是美國著名記者、小說家,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015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中,談到他青年時代就讀過的美國作家作品時表示:
海明威《老人與海》對狂風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鯊魚的描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專程去了海明威當年寫《老人與海》的棧橋邊。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經常去的酒吧,點了海明威愛喝的朗姆酒配薄荷葉加冰塊。我想體驗一下當年海明威寫下那些故事時的精神世界和實地氛圍。我認為,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們需要去深入了解。
除了《老人與海》,海明威還著有《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等名著。
出生于美國小鎮奧克帕克的海明威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身為記者和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足跡遍及加拿大、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古巴等國,素有“世界公民”之稱。1941年,海明威和當時的夫人、著名戰地記者瑪莎·葛爾虹還曾來到我國香港、廣東、桂林、重慶等地,對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日斗爭加以報道。
海明威80年前在中國抗戰最艱難時刻的中國之行,既是美中兩國人民友好的見證,也是美中新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不過,由于時代久遠,海明威沒有相關回憶文字,葛爾虹也明確表示當時沒有“記錄”,這造成了海明威中國之行的一些大事和重大節點不夠明確,甚至還有訛傳的現象。作為新聞工作者,從“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出發,對當年浩如煙海的新聞報道進行定點定時的挖掘,圍繞相關史料抽絲剝繭,盡可能還原或重現歷史的原貌。
1941年5月17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報道《海明威隨我軍入廣州近郊》。
海明威曾在中國殺鬼子?
近幾年來,有關海明威在中國采訪時直接參加戰斗,幫助中國人民打日本鬼子的故事甚囂塵上。2016年7月13日,《文匯報》以接近大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署名“本報記者 陳曉黎”的文章,題目就是《1941年,海明威在中國殺鬼子》,作為海明威逝世55周年的紀念。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引用”當年的《新華日報》報道說:
1941年5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重慶《新華日報》頭版報道:“中央香港16日電:香港《史密斯日報》報道了美國作家海明威在廣東前線曾隨中國部隊分乘沙船三艘,乘夜向下游進駛,在廣州近郊登陸。海明威用他豐富的戰地經驗,在廣東韶關利用夜幕的掩護,親自破壞了日寇的一段鐵絲網,并干掉了一個日本士兵,繳獲了日寇的一桿槍和幾顆手榴彈,他們于拂曉前安然離去。”(以下簡稱“陳曉黎文”)
筆者還清楚記得,當時在《文匯報》讀到此文時,心情激動與慚愧參半:供職多年的新華日報,大半個世紀之前曾刊登本人最為景仰的美國記者、作家海明威幫助國人殺日本鬼子的新聞,自己竟然聞所未聞,甚至從來沒有聽報社老一輩同人提及,頗有墻內開花墻外香的感覺。遺憾的是,抗戰期間的《新華日報》老報紙,報社并無保存,直到3年之后,才有機會寓目1941年5月17日的《新華日報》,但令人訝異的是,當日《新華日報》上所刊登的海明威新聞,和《1941年,海明威在中國殺鬼子》中引用的所謂“新華日報”上的報道有很大區別!
為方便讀者辨別,特將1941年5月17日的《新華日報》刊登的題為《海明威隨我軍入廣州近郊》的新聞照錄如下:
(中央社香港十六日電)士蔑西報今日晚版中刊載美名作家海明威,近在廣東前線時之冒險事跡。據稱:海明威在韶關時,某夜曾隨中國部隊分乘沙船三艘,乘夜向下游進駛,在廣州近郊登陸,將日本軍事建筑若干破壞,于拂曉前安然引去。據傳此次之冒險,給予海明威以深刻之印象,證明各方所傳淪陷城市內之日軍夜間常撤至安全地點,以避免中國游擊隊之進攻一節,確屬事實。(以下簡稱“新華日報海明威原文”)
同一天,重慶《中央日報》第二版也使用了“中央社”這條有關海明威的消息,題目為《海明威壯舉 隨軍夜襲廣州近郊》,標題雖不一樣,但文字和“新華日報海明威原文”基本一致,篇幅不長,還是照錄如下:
(中央社香港十六日電)士蔑西報今日晚版中刊載美名作家海明威近在廣東前線時之冒險事跡。據稱:海明威在韶關時,某夜曾隨中國部隊進入廣州,華軍于是夜將日本軍事建筑若干所破壞。彼等一行分乘沙船三艘,乘夜向下游進駛,在廣州近郊登陸,完成破壞工作,于拂曉前安然引去。據傳此次之冒險,給予海明威以深刻之印象,證明各方所傳淪陷城市內之日軍夜間常撤至安全地點,以避免中國游擊隊之進攻一節,確屬事實。(以下簡稱“中央日報海明威原文”)
同樣是當時中國最大新聞通訊社“中央社”發布的稿件,刊載在兩份不同的報紙上,核心內容一致,文字有些微差別,做過版面編輯的新聞人都明白,應是當值編輯根據版面情況對文字進行的刪削和調整。“中央日報海明威原文”標題雖然有“海明威壯舉 隨軍夜襲廣州近郊”的字樣,不免給人以聯想,但通讀全文以及“新華日報海明威原文”,只有中國軍隊破壞日軍建筑的記述,沒有一個字或一個細節涉及海明威親自動手殺鬼子、奪取槍支和手榴彈!
當然,無論是“新華日報海明威原文”還是“中央日報海明威原文”,都沒有“中央社”所依據的香港《士蔑西報》1941年5月16日“晚版”上有關海明威的英文原文來得準確。香港《士蔑西報》查詢不易,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甚至國家圖書館都沒有館藏,承臺南大學許舜杰博士大力協助,終于找到《士蔑西報》1941年5月16日“Final Edition”,其首頁刊登有題為“Hemingway’s Adventure With Chinese Soldiers”的新聞,內容和上述《新華日報》《中央日報》刊載的“中央社香港十六日電”基本一致,同樣只字沒有提及海明威親自殺鬼子或參與破壞日軍設施!
白紙黑字面前,筆者不禁愕然:“陳曉黎文”中言之鑿鑿的內容,和事實上《新華日報》上的文字(包括《士蔑西報》上的英文原文)相左甚矣。當然,只此證據,尚難認定陳曉黎是編造海明威打鬼子情節的始作俑者,但綜上所述,至少能夠說明,他在撰寫《1941年,海明威在中國殺鬼子》時并沒有看到過或核對過所引用的《新華日報》原報內容!
為了溯本求源,筆者通過“讀秀”——一個由海量全文數據及資料基本信息組成的超大型數據庫,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搜索引擎及文獻資料服務平臺,進行關鍵字查詢。結果顯示出不少令人驚訝的相關條目,通過比對發現,最早的一個來源應是山西《文史月刊》2011年第5期李良旭的《海明威來中國打“鬼子”》,此文被當年《晚報文萃》(上半月開心版)第8期轉載。同一年里,李良旭此文還以《海明威在中國打鬼子》為題,刊登于《傳奇故事(百家講壇版)》第7期、《炎黃縱橫》第9期等,后來各式各樣的轉載、引用,更是不勝枚舉。
以筆者寓目的《炎黃縱橫》2011年第9期發表的李良旭《海明威在中國打鬼子》(以下簡稱“李良旭文”)為例,發現信口開河之處頗多——
杜撰出海明威1941年3月12日在香港警察局長科恩的安排下,一同乘小飛機到廣東南雄然后乘汽車到韶關,甚至負責海明威安全的科恩還目睹了作家殺鬼子,“緊張得說不出話來”。事實上,當時香港就沒有警察局長這個職位,也無法查實香港警界究竟有沒有科恩此人的存在。至于海明威抵達廣東南陽(非南雄)、韶關的時間,根據海明威研究專家、廈門大學教授楊仁敬的說法,則是1941年3月25日。
“李良旭文”的結尾,在沒有透露任何消息來源的情況下,聲稱海明威曾充滿深情地表示,“如果沒有1941年的中國廣東之行,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日寇的侵略的英勇壯舉,如果沒有自己的親身經歷,就不會有《老人與海》,就不會有我的一系列戰爭題材的小說!”稍微懂得新聞“5個W”要素的人,都會瞠目結舌!海明威因《老人與海》摘取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網絡上不難查到其獲獎感言全文,遺憾的是,對于“李良旭文”中聲稱的海明威深情表達的部分,感言中只字未提。
“陳曉黎文”中所引用的《新華日報》有關海明威打鬼子的消息,應是出自“李良旭文”。兩篇文章都把“中央社”錯寫為“中央”;名列“香港四大英文報刊”的老牌西報(英文報紙)《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一譯《香港電聞報》或《香港電訊報》,1895年孫中山策劃廣州起義時曾爭取其支持,也都錯寫成一個子虛烏有的香港《史密斯日報》。這里順便提一下,海明威研究專家楊仁敬教授所著《海明威在中國》一書,同樣引用了《新華日報》的這則消息,不過,書中誤把“士蔑西報”錄為“士蔑西根”,還專門加了一個注釋,云“指斯密斯根(Smith Daily)”,可見文學和新聞(新聞史)之間是有頗多不同和隔閡的。
讀畢“李良旭文”,還有一個發現,就是陳曉黎《1941年,海明威在中國殺鬼子》中有如下一段如身臨其境的文字:
和之前在西班牙內戰前線一樣,海明威不甘于只做一個拿筆的戰地記者。在深夜穿越日軍封鎖線時,面對前方林立的碉堡和鐵絲網,他突然出手,敏捷地向前爬行,避開碉堡里探照燈照射的燈光,將鐵絲網剪開幾道口子,鉆進去摸到哨兵身后,突然拔出匕首刺向哨兵,哨兵沒有發出一點聲響就倒了下去。他又迅速摘下哨兵腰上的手榴彈,撿起地上的那桿長槍,三躥兩跳跑了回來……
讀者有興趣的話,不妨和“李良旭文”第二欄中的幾節文字對照一下,結論只有一個:何其相像爾!
海明威抗戰期間到中國來,至今整整80周年,昨天的新聞已經成為今天的歷史,但無論如何,歷史是昨天的新聞,新聞是明天的歷史,新聞的真實性始終是新聞工作者必須堅持的底線,不能有任何一點含糊。海明威和中國人民的故事,現在已經成為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中的一部分,虛假和失實報道非但不能為中國人民增添光彩,反而會危害媒體公信力,抹黑中國新聞行業,進而損壞中國形象!
海明威硬漢的形象,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高大偉岸,取決于他在抗戰最困難的階段來到中國,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體現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有力支持。至于海明威是否親手殺了鬼子、是否親身參與了破壞日寇軍事設施,最至關重要的就是恪守新聞的真實性原則,任何背離真實性原則為歷史人物涂脂抹粉的行為,都不足取。
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主持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時指出:“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要根據事實來描述事實,既準確報道個別事實,又從宏觀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作為一名從事新聞工作超過30年的“新華人”,珍愛《新華日報》其來有自,對于違背新聞真實性的原則,無論什么原因對《新華日報》內容的曲解或添油加醋,有責任站出來澄清事實,對事而非針對個人。上述文字的辯證,目的即是如此。
1941年5月17日重慶《中央日報》第二版刊登題為《海明威壯舉 隨軍夜襲廣州近郊》的消息。
海明威周恩來重慶會面時間考
美國記者海明威的中國之行,當時的陪都重慶是重要的一站。作為抗戰中第一個到訪中國“國統區”的美國記者,同時也是“美國政府的代表”,海明威和夫人葛爾虹,受到了國民政府異常熱情的歡迎,包括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的私宴。不過,海明威和蔣介石的會見,當時重慶的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并沒有報道,楊仁敬編著的《海明威在中國》對其中原因有所分析,是否得當,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參考,此處不贅。
當時未見諸報端的,還有海明威夫婦和中共代表周恩來在重慶的秘密會見。對于這段會見,《紅巖村軼事》以《周恩來秘見海明威》一節專門敘述:
5月的重慶,驕陽似火。
陪都的街頭有許多令人著迷的東西。美國著名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妻子瑪莎·蓋爾荷恩(即葛爾虹)已經在街上閑逛了大半天,仍然興致未減。突然一位高高大大、金發碧眼的德國婦女走近瑪莎,低聲問她是否有興趣見見“周恩來”。瑪莎茫然看著這位穿著中國旗袍,戴著男式氈帽,自稱叫“王安娜”的神秘女人,“周恩來”的名字對她毫無意義,瑪莎愣了一愣,說這得和海明威商量一下。王安娜在那里等她的回音。
瑪莎趕回住所,告訴了海明威發生在大街上的一切。海明威興奮極了,他不僅知道周恩來是中共在重慶的代表,而且也知道王安娜的丈夫是王炳南,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他要瑪莎趕快告訴王安娜,他極愿盡早與周恩來見面。
于是,第二天,海明威夫婦又在大街上閑逛,直到確信后面沒人跟蹤時,他們才來到約定地點,和王安娜會合。在王安娜的帶領下,他們穿過迷宮一樣的小街小巷,來到了曾家巖50號——陪都最神秘的小屋與周恩來見面。
對于海明威和周恩來會見時的內容,當時擔任翻譯的王安娜回憶說:
在那一個小時當中,周恩來只說了兩三句話,其他時間全是這位著名作家獨自演講。內容與解決遠東諸問題有關。他的講演富于空想,但與根據具體事實得來的認識距離太遠了。
對于這次會見,另一方當事人海明威未見書面提及,他的夫人瑪莎·葛爾虹則在回憶錄中贊揚了周恩來給她和海明威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表示,當時由于太激動而忘了做記錄,沒能把周恩來跟海明威的談話傳給后代,因此十分遺憾。當時沒有做書面記錄,幾十年后記憶不清,堅持實事求是而不妄語,雖有遺憾,但體現了一個畢生從事戰地新聞采訪的新聞工作者的嚴謹,值得我們欽敬!
海明威的中國之行,不僅僅是美中新聞交流的一件大事,他和周恩來的會面,對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工作,也有很大的促進。海明威回美國之后,向政府有關方面(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轉交了“周恩來將軍為我所寫的對整個時局問題看法”的報告。《周恩來年譜》還有如下記載:
(1941年)5月16日 致電廖承志并報毛澤東:根據海明威等所談,我們在外交上“大有活動余地”。建議在香港多選幾個人,“配合這種活動,活動方針須與重慶合拍”。
關于海明威和周恩來在重慶會面的時間,《周恩來年譜》的記錄是:
5月中旬 先后會晤美國作家海明威夫婦和魯斯夫婦。他們表示美國反對國共內戰,主張抗日,贊成實現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不滿意國民政府的武斷和抗戰無能。對中共的抗戰態度和民主、經濟、外交等政策表示關切。
楊仁敬著《海明威在中國》一書中,辟出專節《待商榷的意見》,對包括海明威周恩來重慶會面地點和時間等4個主要問題,予以探討。關于海明威和周恩來會面的地點和時間,《海明威在中國》明確表示為“1941年5月中旬”,依據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509頁。2007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推出的新版《周恩來年譜》,會面時間依然為1941年“5月中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自1989年首次出版,到1997年再版,再到2007年新版,是周恩來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周恩來年譜》“說明”第七條為:
對有兩種不同說法的同一件事,除有些經研究能認定一種說法的以外,有的在采用傾向的說法同時,另一種說法在注內說明;有的時間確定不了的,則用括號注明另一種說法認為的時間。
按照這一說明,海明威和周恩來會面的時間似無不同說法,為《周恩來年譜》編者認可的結論。事實上,這一結論是可以商榷的,因為1941年4月16日《新華日報》頭版的一則簡訊,刊載有如下消息:
美名作家海明威夫婦于昨日下午二時乘機飛臘戍,轉往新加坡。
無獨有偶,當日重慶《中央日報》第二版,也刊登有《一來一往 海明威昨赴仰光 加爾德威爾抵渝》的新聞,新聞如此表示:
【本報訊】美國名作家海明威夫婦在渝停留一周,十五日下午二時飛臘戍將轉往仰光及新加坡返國。乘同一飛機由港到渝者有美國小說家加爾德威爾及其夫人。加爾德威爾常為《生活雜志》及其他刊物撰稿,其夫人布科華德為《生活》新志之攝影記者,將在自由中國拍攝大批照片。按彼等系于本月九日乘飛剪號由美抵港。
綜上兩篇新聞所述,十分明顯,海明威夫婦已經在4月15日從重慶乘飛機前往緬甸臘戍了,如此,次月中旬再在重慶和周恩來會面便殊無可能。
在新的史料發現前,我們雖然無法斷定海明威和周恩來在重慶會面的確切時間,但兩位偉人的晤面不遲于1941年4月15日,當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圍繞海明威夫婦中國的行蹤,重慶《中央日報》《新華日報》、香港《大公報》《立報》等,均有相關報道,草蛇灰線,有跡可循。
且看1941年4月7日《中央日報》短訊《海明威飛渝》:
[中央社桂林六日電]美國名記者海明威夫婦,6日下午2時由桂飛渝。
海明威夫婦在重慶逗留了幾天后,又乘飛機去了成都。1941年4月11日《中央日報》刊發了消息《海明威飛抵蓉》:
[中央社成都十日電]美國小說家美國午報記者海明威,10日下午4時由行政院秘書夏晉熊陪同乘飛機抵蓉。
1941年4月13日,《中央日報》第二版“時人行蹤”刊登消息:
[中央社成都十二日電]美記者海明威,十一日晨十時由蓉飛渝。
1941年4月15日,《中央日報》第二版刊發新聞《歡迎海明威 嘉陵賓館的一個盛會》,記述了4月14日下午中國新聞學會、各報聯合委員會、國民外交協會、中美文化協會等9個單位,300多位中外來賓在“陪都風景最優美的嘉陵賓館”歡迎海明威夫婦的盛況。如果從海明威夫婦次日就離開重慶看,這次歡迎盛會也是歡送盛會。
上述幾則消息,勾勒出海明威抵達重慶,中途離渝去蓉、由蓉返渝,到最終離開重慶的整個過程——4月6日下午由桂林飛抵重慶,10日乘飛機離開重慶前往成都,11日離開成都返回重慶,14日下午參加歡迎盛會,15日下午乘飛機離開重慶前往緬甸。在這些日子里,6日、10日、11日和15日都在旅途之中,考慮到當時的交通狀況,海明威和周恩來會面的可能性基本沒有,只有剩下的7日、8日、9日、12日、13日和14日這6天會面的可能性較大。準確的日期,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更多的史料發現后浮出水面。
海明威和周恩來的會面,是海明威中國之行的一件大事。不揣鄙陋,鉤沉史料并剖析如上,期待方家不吝賜教。
(節選自《故紙堆里覓真相》,北岳文藝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