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魅力在于文化創新和“文化自覺”，創造了獨立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也是人們向往的一種江南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學，其中具有典型性文化意義的是“蘇式江南文化”。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是中國近代江南鄉村美學及鄉村文化產業振興的發源地和創新地。在現代化進程中，從中國文化根柢的再建構、再創新角度來看，作為江蘇應該敢于有這種文化創新的擔當！

　　之所以如此說，主要是因為“文化自覺”概念是由出生在江蘇蘇州的費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從1936年開始，費先生在蘇州吳江開弦弓村陸續開展了十幾次調研，創作了《江村經濟》，人類學家馬林諾斯稱其為“將被人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研和理論工作中的一個里程碑”。此后，費先生提出了鄉村“文化自覺”主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更值得我們重視和為之大力推廣、呼號的是，費先生在1990年提出的著名觀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中我們可以這樣說：近代“蘇式江南”鄉村美學與鄉村文化振興緣起于蘇州開弦弓村。

　　一、多類型的文化——“五種江南文化模式”

　　在文化長河中，江南是一個自然地理區域——長江以南，亦是一個行政上的、社會結構意義上的、政治區域上的、文化意義上的多類型文化的空間組合，而其中的文化主脈是相通的，江南文化在整體上是中國文化底色的一種集中表達。

　　有《史記》以來，“江南”一詞就因長江流域的開發而越來越富有文化和人文區位價值。古代的大運河開發，江南溫和的氣候，加上耕讀人家的地域文化風格，可謂人杰地靈，鐘靈毓秀。唐朝官方將江南作為行政區域的名稱，唐太宗曾將領土分為10道，其中便有“江南道”，此后“江南道”的所轄范圍和名稱歷經多次演變，此不贅述。

　　文化上的“江南”既是超越自然空間的“文化區”，更是心理上的“文化區”，是深層次的“鄉土文化區”。唐、宋、明、清時期以降，江南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獲得諸多文人雅士的青睞，至此江南成為中華文脈最為昌盛的人文區位。

　　文獻和詩書中的江南，展現了一種“飯稻羹魚”“火耕水耨”的生活樣態，也延續了蘇南世家大族家譜中的“木本水源”和“書香之家”的肥沃土壤，是一種源于自然生活又高于自然的審美精神和詩性氣質，可謂“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了一種更高層次的自我探尋和自我實現。從某種意義上講，讀懂蘇州，就讀懂了江南，特別是“蘇式江南”……粉墻黛瓦神州底色，吳歌昆腔華夏聲音。

　　在富庶繁華、溫婉柔情的外表下，“蘇式江南”蘊藏著“上善若水”的柔情和“天行健”自強不息的文化氣質。在賞析江南詩歌的內涵中，可以看到，蘇州既有“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的嫵媚，亦有“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豪情。在研讀江南文化的過程中，我們熟悉了無數江南名士……這一切，已交織成一種文化定式——江南成為許多人向往的地方。一種意境，一種詩情，一種畫意，蘊含在山山水水之中，纏綿在雨露嵐霧中，描繪出禪意般的美麗……

　　江南文化作為廣義的地域文化，在不同區域和空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質和“地點精神”。理性意義上，江南雖然也有著某種同一性文化表征和基本的地域范疇，但是，傳統意義上的江南文化，內部不是“鐵板一塊”，有本質的同一性，又有多類型文化的差異性。當然，江南文化必然是一個多類型化的“文化區”；必然是由有著不同“文化特質”的“文化叢”，不同文化差異的“文化叢”，組成的一個個具有共同區域、地理、人文特點的“文化圈”，進而組合演化為一種“江南文化模式”。但是，經過深入研究不難發現，江南文化基本分為：一是上海為代表的“海派江南文化”，二是安徽皖南為代表的“徽派江南文化”，三是浙江部分地區的“浙派江南文化”，四是江西的“贛派江南文化”，五是江蘇蘇州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大體上說，江南文化在同一性的基礎上，是由五個有明顯特色的文化類型組成，或曰“江南五種文化模式”。

　　意象中的江南——通過簡單的大數據梳理，傳統區域中的江南文化，已經沉淀為某種文化屬性的類型化存在樣態，既有特殊符號化的表征，又有一般意義上的不同文化屬性，這五種江南文化區別是：1、不同的自然空間，2、不同的集體記憶，3、不同的地點場域精神，4、不同的原鄉文化，5、不同的人文區位，6、不同的風俗人情，7、不同的日常習慣，8、不同的人情世故，9、不同的飲食構成及偏好，10、不同的時尚格調，11、不同的語言特質和方言……

　　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看出蘇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的江南文化不同文化符號化的表現以及構成的文化符號簇群。我們強調江南文化類型之一的“蘇式江南文化”的要素特質，旨在說明以蘇州文化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的“文化區”模式和類型。

　　在文化地理學上，“文化區”有兩種形式，一是有行政范圍的文化區，如某省、某市的文化，有行政邊界作為區分；另一種是無行政邊界的“形式文化區”，往往是以某種流行時尚區、一種或多種文化行為禮儀認同區、或以某種特定的語言語調流行區、或以某種流行的鄉土音樂為代表形成的“文化區”等，如蘇南某地流行的“跳舞猖”，在南京的高淳、溧水；常州的溧陽、金壇；在安徽宣城的郎溪、廣德以及無錫、蘇州的部分地區都有文化遺存流傳。

　　當你深入某一“文化區”進行深入研究時，你會發現蘇南文化有著本質上同一性的“文化類型”表現，而且有長久文化脈絡的一致性、根柢性和強烈的認同性。即以江蘇長江南岸及太湖文化圈為主要地域，已形成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區”，在田野調查中，這一帶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說自己是“蘇南人”或“江南人”，“蘇式江南文化”的自我認同度非常高。

　　當你深入“蘇式江南文化”某一“文化區”進行深入研究時，你會進一步發現，“蘇式江南”的典型性被更多的人認同。和北方的粗獷相比，“蘇式江南”表現出極強的地域文化特色：精致的生活空間、精致的生活方式……這里沒有宏大的敘事方式，而是從精致中顯現“蘇式江南”。

　　“蘇式江南文化”根植于中華文化主脈，在時空的變化中不斷發展，呈現出“無邊界的、流動的”人文魅力和美學精神，它代表中國人對美好、精致、高雅生活的向往。

　　之所以強調要把江南文化作為“文化類型化（cultural taxonomy）”來研究，是從哲學與美學意義上對江南文化的高度認可。“類型化”的分析有助于提高我們對“文化區”“文化模式”“蘇式江南文化”發展與創造的規律性把握。

　　二、“蘇式江南”前提下的“文化類型區”特質隱喻

　　“蘇式江南文化”與其他類型的江南文化可比的內容不勝枚舉，這里僅從生活樣態的角度來看：“蘇式蘇樣”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符號、一種類型和一種象征。從一種極簡的角度認識，把江南文化分為“五種文化類型”本身便是一種文化創新。

　　自唐以來，以“蘇意”“蘇樣”“蘇作”為代表的“蘇式江南文化”曾引領華夏風潮，在發展中不斷創新，蘊藏著高雅的、與時俱進的中國文化韻味，是東方美學的代表之一。

　　蘇州，從春秋的“闔閭大城”，到唐朝時的“江南唯一雄州”，從明代的“天下四聚”，到曹雪芹筆下“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無不體現了蘇州“中華文化守望者”的價值。

　　吳冠中說：“我這一生， 總在陸陸續續畫江南……”他的畫作中的“蘇式江南”，就是人們生活中的江南美好。江南文化的偉大價值之一是，一直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鄉村美學，“蘇式江南”的生活美學，耕讀人文的價值美學，并給人們勾畫出“蘇式最江南”的生活方式，也表現了“蘇式江南美學”的擔當。如蘇州狀元文化甲冠天下，科舉施行期間，蘇州狀元共有51名，或有族內連番鼎甲的現象，堪稱奇跡。

　　隨意從“蘇式江南文化”中勾連點滴，可見其現代性的文化建構：蘇州吳中區出臺許多鼓勵民宿發展的政策，引領旅游業從“農家樂”逐步升級，倡導民宿向集聚化、品牌化和個性化發展。現在，吳中區共有千余家民宿、備案旅游民宿299家，形成了數個民宿集聚區，成為吳中區甚至是蘇州市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的新引擎——展示了全球化鄉村美學的價值。

　　南京江寧“美麗鄉村”覆蓋率已達76%，20個鄉村被評為中國最美鄉村，33個鄉村被評為江蘇省省級美麗鄉村，5個鄉村被評為江蘇省特色田園試點村，116個鄉村被評為南京市美麗鄉村，江寧區鄉村旅游在“五朵金花”帶動下，已形成全域“金花朵朵”。蘇州昆山大力實施“文旅融合”推進“美麗鎮村”建設，以鄉村文化旅游的標準打造“美麗鄉村”，推動“美麗鄉村”產生“美麗效應”，在社科院2020年公布的《全國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100強》中位居首位。常州溧陽“1號公路”是江蘇省第一批旅游風景道，年吸引600多萬游客，實現農旅總收入40億元，拉動5.4萬農戶增收。

　　多元的江南文化，構成江南文化世界，而這個世界一樣是百花齊放，也體現了現代意義上“全球化鄉村”的時代價值。

　　三、“蘇式江南”：開弦弓村是近代中國鄉村美學的發源地

　　在鄉村振興——“再地方化”的圖景中，全球化中的城市化將城鄉關系裹入更復雜的境地，處于節點位置的鄉村地方行動者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響應，被概念化為“全球鄉村”，使原來封閉的鄉村以鄉村特色產業形態參與全球產業價值鏈分工，帶來鄉村振興經濟的“文化反哺”。

　　以蘇州吳江的“江村”（即開弦弓村）為樣本，來研究“蘇式”江南美學建構的路徑。上世紀三十年代，費孝通先生就在江村進行了實際調研，對江村的鄉鎮工業、居民生活方式和小城鎮發展等進行系統研究，費孝通先后探訪江村26次，開啟鄉村的文化自覺，并在發展中付諸實踐。開弦弓村村民也在費孝通的指引下獲得物質和精神文化的雙重富足。1981年費孝通因此榮獲人類學科最高榮譽“赫胥黎獎章”。

　　從江南鄉村美學創新的角度講，至少有三個第一：一是地方性文化自覺。以江村為首的蘇南鄉村，建構了“蘇式江南文化”鄉村的剪影。二是全球性的文化識別。江村是世界認識中國鄉村的窗口。它的價值在于費先生所倡導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美學理念，開創了我國鄉村變遷研究范式。三是時代性的文化自為。江村是中國近代首個探索現代化、探索鄉村文化自覺和江南鄉村美學的村莊。國人創造了江南文化，江蘇人創造了“蘇式江南文化”，現在我們要創造新時代的江南文化，使其成為未來人類的集體記憶。基于此，我們在江村進行了深入規劃，賦予其特色定位：即產業美、文化美、生態美、環境美、生活美、鄉風美，強調打造“三產聯動”“三生融合”“產城融合”的示范區，也是“六次產業”革命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自覺的創新。

　　費孝通創作了社會學名著《江村經濟》。我們則以“鄉村文化自覺”概念為基底，提出“鄉村文化自為”，指出江村的文化價值兼具地方性、全球性、時代性，是“蘇式江南文化”“最江南”文化符號之一。同時建議對江村進行更深層次的規劃，福民富民，實現鄉村文化資本的再生產。

　　近代的鄉村文化自覺從開弦弓村開始，這一文化資本應該進行進一步的“文化資本再生產”，而“蘇式江南”應成為中國鄉村現代化的典范。

　　張鴻雁（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江蘇揚子江創新型研究院院長、江蘇城市經濟學會會長）

　　刊發于《新華日報文化產業周刊》第10期（2022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