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成宗時期：出現“南人”、“漢人”、“色目人”、“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高麗人”、“江南人”、“諸色戶”、“畏吾而戶”等10種稱謂。

據《元史?成宗本紀》，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二月壬午，“罷江南茶稅，以其數三千錠添入江西榷茶都轉運司歲額。”是月，中書省臣言：“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憑解由遷調，由是選法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選官核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為宜。”從之。三月，“詔免醫工門徭”。“增置蒙古學正，以各道肅政廉訪司領之。”夏四月，“南人洪幼學上封事，妄言五運，笞而遣之。”六月，“以近邊役煩水災，免咸平府民八百戶今年賦稅。”乙卯，“江西行省所轄郡大水無禾，民乏食，令有司與廉訪司官賑之，仍弛江河湖泊之禁。”秋七月，“詔江南地稅輸鈔”。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委官立法考試，…”十二月己未，詔“大都路，凡和顧和買及一切差役，以諸色戶與民均當”。

元貞二年（1296年）春正月己卯，“詔江南毋捕天鵝”。己丑，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僚者，嘗為奸人捃摭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于近侍昔寶赤、速古而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以御史中丞禿赤為御史大夫。這段記載，表現了元朝皇帝對漢人中“識達事體者”的重用和對蒙古人為主的昔寶赤、速古而赤的不信任。這一年的二月，“括蒙古戶漸丁，以充行伍。”三月壬辰，“詔駙馬亦都護括流散畏吾而戶。”五月甲戌，“詔民間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這里開始出現“色目人”，享受的特權就是羊只有達到一百頭了，政府才能取其一，其他的不滿一百照樣按一百計，政府要牽走一只羊。夏四月丙申，御史臺臣言：“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九月丙寅，“詔恤諸郡水旱疾疫之家，罷括兩淮民田。汰諸王來大都者及宿衛士冗員。”“給衛士牧馬外郡者糧，令毋仰食于民。”衛輝路旱、疫；澧州、常德、饒州、臨江等路，溫之平陽、瑞安二州大水；鎮江之丹陽、金壇旱。“并以糧給之”。冬十月，廬州路無為州江潮泛溢，漂沒廬舍；歷陽、合肥、梁縣及安豐之蒙城、霍丘自春及秋不雨；揚州、淮安路饑；韶州、南雄、建德、溫州皆大水。“并賑之”。閏十二月甲子，福建平章有一個名叫高興的人向朝廷進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采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淮東饑，“發廩賑之”。

大德二年（1298年）春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并免三年。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己酉，建康、龍興等地水災，“發臨江路糧三萬石以賑，仍弛澤梁之禁，聽民漁采。”秋七月壬寅，詔諸王、駙馬及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傳旨付外者，罪之。”

大德三年（1299年）己丑，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

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癸卯朔，“更定蔭敘格，正一品子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為差，蒙古人、色目人特優一級。”筆者案：這里雖然出現等級差異，但仍然是就官場爵位世襲制而言，與廣大老百姓無涉。

大德五年（1301年）六月乙亥，“平江等十有四路大水，以糧二十萬石隨各處時值賑糶”

大德六年（1302年）五月乙巳，“給貧乏漢軍地，及五丁者一頃，四丁者二頃，三丁者三頃。”“其孤寡者存恤六年，逃散者招諭復業。”

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辛未，“以平章政事、行上都留守木八剌沙、陜西行省平章阿老瓦丁并為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尚文為中書左丞，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士珍為中書參知政事。”這一次的地方官員提拔到朝廷任職，應該說體現了平等。另外，本月皇上還“罷江南財賦總管府及提舉司”，為的是所有制地方官員通過“掊刻于民”來向朝廷“增羨”、以達“求爵”要賞現象。同時“罷江南水庸田司、行政通院”，削減政府機構，減輕江南百姓負擔。這一年的閏五月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對孔府孔廟孔林加大保護力度。這一年的冬十月，“以江浙年谷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大德八年（1304年）春正月，以災異原因，“詔天下恤民，省刑罰”。同時，“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減二分，永為定例。仍弛山場河泊之禁，聽民采捕”。三月戊辰，下詔：“諸王、駙馬所分郡邑，達魯花赤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真、契丹名為蒙古者，皆罷之。”

這里雖然是在強調政府重要工作崗位仍然要重用純正的的蒙古族人，這與歷代封建帝王對自己的子女、嫡系功臣進行“封邦建國”國家管理體制是一致的，元朝與之前相比沒有什么不同。在官員任用上，對“無資濫進”者，要“降官二級，高官者量降”，但規定“蒙古人不在此限”。這種所謂的等級差別，仍然只是體現在官場上。

為了減輕百姓負擔，這一年的秋天七月，朝廷“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這一年的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為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三次免黥，謫戍湖廣。”在對待犯人處理上，出現差異，主要是犯罪次數與在臉上黥字與否及發配地域存在不平等。縱然如此，對那些遵守國家法紀的人而言，再嚴酷的法律也是不起作用的。

大德九年（1305年）十一月，“以去年冀寧地震，站戶貧乏，詔諸王、駙馬毋妄遣使乘驛。”朝廷對皇室外出活動加強管束控制，目的是減輕基層百姓負擔。

元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駕崩，在位13年。在他執政期間，并沒有出現純粹的“四種人”，而是出現了10種稱謂。在這13年中，朝廷在自然災害出現后如何關心民生疾苦，在削減政府機構、減輕老百姓尤其是南方老百姓負擔方面，在約束皇室成員外出擾民行為方面、在提倡廉潔自律方面，我們讀不出有什么南北差別，尤其是對待普通百姓的關懷，朝廷的政策是南北同等的。

如果說存在差別，那也是在官場的重要位置人選及干部提拔重用的條件方面、在對待犯人的執法處理方面，存在著程度上、方式上的差異。但這些又與廣大守法遵紀的普通百姓有什么相干呢？“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是從我國春秋時期的中原地帶發出的聲音。換位思考，元朝統治者重用蒙古族人，也在情理之中，這也是中原文化所特有的，我們不能用雙重標準去衡量不同時期的國家政權，更不能因為這個政權是由所謂的“少數民族”建立就另眼挑剔。

三．元武宗、元仁宗時期：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高麗人”、“南人”、“蒙古軍人”、“漢軍”、“女真人”等8種稱謂。

根據《元史?武宗本紀》，元武宗于1207年五月即位后，于十一月份就對“杭州、平江等處大饑，發糧五十萬一千二百石賑之”。

至大二年（1309年）六月甲戌，“以宿衛之士比多冗雜，遵舊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閥閱者，余皆革去。”九月癸巳，“以薪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至大三年（1310年）十一月，尚書省向皇帝稟報，其中有“今擬蒙古軍人給馬一，漢軍十人給馬二，計值與之。”皇帝表示同意。

至大四年（1311年）春正月，元武宗駕崩，在位前后5年。

根據《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1311年）夏四月壬寅，仁宗下詔：“分汰宿衛士，漢人、高麗人、南人冒入者，還其元籍。”同年六月，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壬寅，敕“漢人、南人、高麗人宿衛，分司上都，勿給弓矢”。詔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起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于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元仁宗對大臣們說：“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仁宗皇帝要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出“真儒”加以作用，這里沒有強調人種的差別。

延祐元年（1314年）十一月癸酉，敕：“吏人賊行者，黥其面。”對官吏中的盜賊，不分人等，一律黥面。

延祐二年（1315年）春正月乙亥，“禁南人典質妻子販賣為驅”。

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庚午，“發高麗、女真、漢軍千五百人，于濱州、遼河、慶云、趙州屯田。”這種區分，還是局限于軍隊中。

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駕崩，在位前后十年。

就武宗、仁宗二朝來看，出現了8種稱謂，與前相較，出現了在軍隊中有關蒙古軍人與漢人軍人在擁有戰馬數量上的差別。這種差別，嚴格意義上講，仍然與普通百姓無關。同時出現了對“吏人”犯盜竊罪進行黥面的懲戒手段，“黥面”已經適用于政府官員犯罪了。這些對于那些遵紀守法的普通公民來講，并不存在劃類的等級差異和類別歧視。

四．元英宗、泰定帝至元順帝時期：有“漢人”、“蒙古人”、“色目人”、“南人”、“高麗人”5種稱謂。

據《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二年（1322年）春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辛巳，敕：“臺憲用人，勿拘資格。”

《元史?泰定帝本紀》：致和元年（1328年）夏四月己亥，“塔失帖木兒、倒剌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元史?文宗本紀》：致和元年（1328年）十二月戊午又下詔：“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者，聽如舊制。”至順二年（1331年）六月，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生僅四百員，又復分蒙古、色目、漢人之額。請凡蒙古、色目、漢人，不限員額，皆得入學。”不報。

《元史?順帝本紀》：元統二年（1334年）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膳學錢糧、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丁巳詔：“蒙古、色目犯奸盜詐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六月辛巳，詔蒙古、色目人行喪父母。秋七月壬寅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是年，江西大水，民饑，賑糶米七萬七千石。賜天下田租之半。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為民，既而復聽為僧。

至元三年（1337年）夏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庚子，太白晝見。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至元五年（1339年）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至正元年（1341年）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繒帛二表里，其余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至正九年（1349年）秋七月壬辰，詔：命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習學漢人文書，以李好文為諭德，歸暢為贊善，張沖為文學。李好文等上書辭，不許。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戊辰。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皆用之。”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甲戌，“命六部、大司農司、集賢翰林國史兩院、太常禮儀院、秘書、崇文、國子、都水監、侍儀司等正官，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不拘蒙古、色目、漢、南人，從中書省斟酌用之。或任內害民受贓得，舉官量事輕重降職。”

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壬戌，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應該說，到了元順帝時期，元朝對全國人的劃分開始嚴謹規范了，總共出現5種稱謂，除了“高麗人”外，其他四種人與后來史學界所樂道而影響深遠的將全國人分為“四類說”開始接近了。實際情況是，在整個元朝，有許多“高麗人”生活在中土，數量多，同樣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這與成吉思汗時代就注重發展同高麗國的友好關系有關。

如果從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年）開始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同時出現為起點，那么到1368年元朝滅亡，這種“四類”分法也只是在法理上存在了34年，并且還有“高麗人”始終在參和其中，實為“五類”。也許正因為是這種過于明顯的等級分類，更加激化了社會矛盾。如果從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元朝出現朱元璋、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等南方人組成的起義造反大軍算起，岌岌可危的“大元朝”哪里還有可能去完全推行這種“蒙古人”、“色目人”優先的等級劃分呢？從這一點看，“四類”等級劃分的真正時間，也只有從1334年到1355年為有效期，前后持續時間也只有10來年而已。

“大元朝”前后存在98年，我們用其末期10來年的現象來將整個元代社會說成只有“四類”人，顯然有失公允，也是對“大元朝”這個由蒙古族建立的國家政權有欠公允的評價。更何況還有“高麗人”存在呢？作為一個歷史偽命題，元朝人“四類說”應該休矣，那是一個在堅持以“階級斗爭”為主線來審視歷史的特定時代的產物，我們必須予以澄清，還歷史以公道，告訴人們，元朝政府并不是始終都是面目恐怖的。

也許正是元順帝這10來年的等級分類過于明顯苛刻，最終促使由漢人、南人組成的“大明兵”不斷發展壯大，最終成了“大元朝”的掘墓人。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春正月，“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二月，“大明兵取東昌路”、“大明兵取棣州”、“興化、泉州、漳州、潮州四路皆降于大明”、“大明兵取河南”、“大明兵取永州路，又取惠州路”；夏四月，“大明兵取英德州”、“大明兵取廣州路，又限嵩、陜、汝等州”；五月，“大明兵取道州”；六月，大明兵取全州、郴州、梧州、藤州、潯州、貴、象、郁林等郡。秋七月，元大都京城出現異象：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也就在這個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大明”。閏七月甲子，大明兵至大都郊縣通州，天空中又出現“白虹貫日”異象。元順帝“至夜半，開健德門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國亡”。由明朝人宋濂等撰寫的《元史》出現那么多“大明兵”勢如破竹的勝利記載，看了讓人觸目驚心。

由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就這樣被“大明兵”給滅了；1368年，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另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明朝”，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章。

2020年6月9日于金陵四合齋

作者束有春，文學碩士，研究員。長期從事我國文化史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先后發表有關古代文學、歷史文化、文化遺產、民俗學等方面的研究論文百余篇，出版《理學古文史》《感知風騷時代》《傳統與現代》《江蘇戲曲文物研究》等學術著作多種。現為江蘇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炎黃文化》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