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直”“遺愛”是孔子對春秋時期兩位諸侯國國卿的褒獎贊譽。這兩位國卿一位是晉國的叔向，一位是鄭國的子產。他們與孔子同時代，是孔子生前十分敬佩的賢臣。
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字叔譽。因被封于楊（今山西洪洞縣），以邑為氏，別為楊氏，又稱叔肸、楊肸。他是春秋后期晉國的賢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叔向出身晉國公族，歷事晉悼公、晉平公、晉昭公三世。叔向和齊國的晏嬰、鄭國的子產、吳國的季札都是當時諸侯國具有重量級影響的人物。叔向的為人“正直”品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他對弟弟叔魚的一些問題的處理上。
據(jù)《左傳·昭公十年》及《孔子家語·正論解》等記載，叔向的弟弟叔魚也是很有才華的，但存在為官貪婪的毛病。晉昭公三年（前529年），晉國以叔魚為代理司馬，在衛(wèi)國的平丘這個地方召集諸侯，這就是“平丘會盟”。當時，晉國軍隊駐扎在衛(wèi)國，叔魚以大國領導人自居，向衛(wèi)國人索賄未果，放縱晉國軍隊中那些負責割柴草的士兵隨意刈草搗亂。
衛(wèi)國就派屠伯給叔向送來好吃的羹湯和一篋錦，請求他幫助阻止一下晉國軍隊的隨意刈草行為。叔向收下了羹湯，而將一篋錦退給屠伯，讓他以衛(wèi)國國君的名義將錦重新賜給叔魚。屠伯按照叔向的話去做了，結果還沒有等他從叔魚那里離開，叔魚就下達了禁止士兵亂刈草木的命令。
看來最了解弟弟叔魚的人還是哥哥叔向。衛(wèi)國人通過向叔向、叔魚兄弟倆行小恩小惠，使國家面子得以保住了。
還有一次，魯國一個叫季孫意如的人，他呆在晉國都城享受快活日子很久了，就是不愿意返回魯國。國卿韓起問叔向，如何才能使這個人回國。叔向說自己沒有辦法，但弟弟叔魚肯定有辦法。于是，韓起就派叔魚前去做季孫意如思想工作。
叔魚誆騙季孫意如說：“我從一些官吏那里聽說了，正準備為你打掃在西河附近的館舍。您打算怎么辦？”季孫意如感到害怕，趕緊說自己明天就回魯國，不敢再打擾貴國了。
晉昭公四年（前528年），晉國的兩位大夫邢侯和雍子因爭奪田地而雙方僵持不下，最后竟打起了官司。叔向的弟弟叔魚此時為“攝理”即代理獄官，負責刑罰處理工作。按實際情況，應是“罪在雍子”，要判雍子有罪。但雍子將女兒許配給了叔魚，于是，叔魚就偏袒老丈人雍子而判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在朝堂上將叔魚和雍子全部殺害了。
國卿韓起問叔向，該如何判罰這樁人命案呢？
叔向說：“他們三人同罪，處決活著的人，再將死者戮尸就行了。雍子賄賂，叔魚枉法，邢侯專殺，他們的罪行是一樣的。自己有錯卻想奪得別人的美名就是昏，貪圖賄賂敗壞為官職責就是不廉潔的墨，殺人毫無顧忌就是賊?！断臅氛f：‘昏、墨、賊，殺’。這是堯舜禹時代的大法官皋陶當年制定的刑罰。請照此辦理吧。”
于是，殺人犯邢侯被處以死刑，雍子和叔魚的尸體被暴棄于市示眾。
孔子在知道叔向對這些事情的處理后，頗有感慨地說：“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shù)叔魚之罪惡，不給他減輕，人們認為這是‘義’，我說這可稱為正直。平丘會盟，指出叔魚貪財，從而寬免了衛(wèi)國，晉國不能算作兇暴。讓魯國的季孫意如回去，指出叔魚欺詐，從而寬免了魯國，晉國不能算是凌虐。邢侯這個案件，指出了叔魚的貪婪，因此按古代刑書把他判了死刑，晉國不能算是偏頗。”
孔子接著又說，叔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意思是說，叔向三次說話而除掉三次罪惡，得到三種利益。叔向殺了他的親人而名聲更加顯著，這是因為他做事合乎道義啊！
我們再看被孔子稱為古之為古代“遺愛”的鄭國子產。
子產是鄭穆公的孫子，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公元前554年為國卿，先后輔佐鄭簡公、鄭定公22年。子產在執(zhí)政期間，既維護公室利益，又限制貴族特權，進行了系列自上而下改革。主要有：整頓田制，劃定公卿士庶的土地疆界，將農戶按什伍加以編制，對私田按地畝課稅；作丘賦，依土地人口數(shù)量交納軍賦；鑄刑書，修訂并公布了成文法律；實行學而后入政、擇能而使之的用人制度。子產“不毀鄉(xiāng)校”，愿聞庶人議政，既有民本思想，又保證了政府能有效地管控輿論開放。
據(jù)《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及《孔子家語·正論解》等記載，鄭國在基層建有“鄉(xiāng)校”以宣傳教化，培養(yǎng)人才，誰知學校師生及平民百姓經(jīng)常在學校里“非論執(zhí)政”，對國家大事發(fā)表不同看法，有些人甚至有對政府不滿的過激語言出現(xiàn)。有一個叫鬷（zōng）明的大夫“欲毀鄉(xiāng)?！?，端掉老窩。子產聽到后，堅決不同意。子產對同僚們說：“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zhí)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p>
子產的話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的：人們早晚閑暇到鄉(xiāng)校里游玩，議論政事好壞。他們認為好的，我們就推行；他們認為不好的，我們就改正。為什么要毀掉鄉(xiāng)校呢？我聽說忠言善事可以減少怨恨，沒有聽說用威脅來防止怨恨的。防止怨恨如同防水一樣，大水決了堤壩，遭到傷害的人必然會多，我們就無法去營救了。不如小規(guī)模地放水來加以疏導，不如把我們聽到的話作為治理國家毛病的良藥來采納。
在子產的堅持下，鄭國的鄉(xiāng)校保留了下來，平民百姓有了一個議論時政的公開場所。子產的理念是與《國語·周語》中邵穆公對周厲王說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聽到子產所說的話后，感慨地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p>
子產曾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著名的天人世界觀。認為天體運行的軌道與人事遵行的法則互不相干，否定占星術能預測人事。但子產仍持靈魂不死觀念，認為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仍能滋生淫厲。這是中國哲學史上對形神關系的初步探討。他還提出了人性觀念，認為“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是中國哲學史上探討人性問題的開端。
公元前544年（鄭簡公二十二年），子產以國卿身份隆重接待了訪問鄭國的吳國公子季扎，兩人一見如故，互贈禮物。吳季扎告誡子產說：“鄭國的執(zhí)政者奢侈，大難將臨頭，執(zhí)政的重任必將落到你身上。你若執(zhí)掌政權，一定要謹慎地按禮行事，否則，鄭國將會滅亡。”同年，鄭國公族中良氏與駟氏矛盾激化，對局勢洞若觀火的裨諶說：“上天降禍于鄭國很久了，一定要讓子產平息它，國家才可以安定。不這樣，就將會滅亡了。”由此可見，子產在當時國內國外的聲望是很高的。
公元前536年（鄭簡公三十年）三月，子產向社會公布政府“刑書”，將刑書內容鑄造在一只大鼎上，“以為國之常法”，令國民周知，便民遵從，從而開啟了春秋晚期政府法律公開化的先河。子產去掉了統(tǒng)治階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神秘色彩，但也曾遭到晉國叔向的反對。叔向曾致信子產，對子產舉措加以指責。子產很客氣地回信說：“正如您所說，我沒有才能，不能考慮到子孫后世，我是用它來挽救當世的。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豈敢忘了您的恩惠？”但無論如何，子產“刑書鑄鼎”舉措在我國法制史和社會發(fā)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
子產外交才能也很突出。公元前529年（鄭定公元年），子產、子太叔輔佐鄭定公前往參與晉國主辦、但地點卻在衛(wèi)國的“平丘之盟”。會盟期間，子產表現(xiàn)出色，強調要按照周禮來確定進貢物品的輕重次序，強調鄭國只是“男爵”，不可以按“公侯”等級來貢賦。子產“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最后迫使“晉人許之”。
孔子對此評價很高，引用《詩經(jīng)》中“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句，稱譽子產是國家基石棟梁。
據(jù)《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產病重，他以水火為喻，告誡繼任者子太叔，希望他當一個有“德”的領導人，同時強調為政要如“火烈”，使民“望而畏之”，這樣才能不敢靠近而減少死亡；不可如水之“濡弱”，如果治國手段太軟順而使民“狎而玩之”，這樣反而會死的人更多。子產主張為政要“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鬃臃Q之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數(shù)月后，子產去世，鄭國青壯年痛哭失聲，老人們也像孩童一樣哭泣說：“子產離開我們死去了啊，老百姓將來依靠誰呀！”另有記載說，子產死后，鄭國的男子舍棄玉佩，婦女舍棄綴珠的耳飾，在民巷中聚哭了三個月，所有娛樂的樂器都停止演奏。
在《論語·公冶長》篇中，孔子對弟子們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當子產去世的消息傳來時，孔子是聞訊而涕，流著眼淚和鼻涕對弟子們說到：子產是“古之遺愛”也！
自孔子以后，人們經(jīng)常用“遺直”“遺愛”來贊許那些一心為國為民、敢于創(chuàng)新、勇于擔當?shù)臑楣賵?zhí)政者，“遺直”“遺愛”的精神在后世得到不同程度傳承，我們謹舉唐代、明代兩位官吏事跡來說明。
當歷史發(fā)展到唐代時，有一位叫魏知古的人，在死后，被同僚們盛贊為兼具叔向和子產兩人優(yōu)點的官吏，是古之“遺直”“遺愛”的再現(xiàn)。
據(jù)《舊唐書》卷九十八《魏知古列傳》記載，魏知古為人“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年華即成為進士，后累授著作郞，兼修國史；唐中宗李顯神龍初年（705年）被擢拜為吏部侍郞，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到了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李旦再度登基即位后，魏知古以故吏召拜黃門侍郞，兼修國史，景云二年（711年）被任命為右散騎常侍。
當時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唐睿宗李旦的兩位公主金仙、玉真已成人“入道”，按照朝廷皇室規(guī)定，要為她們每人建造一個道觀。當時正值盛夏，農事正緊，但建筑工地仍然營作不止，眾多匠作們頂著酷暑施工。魏知古對此很是不滿意，就犯顏上疏進諫，要求停工或取消施工項目。
魏知古在諫疏中，先引用《春秋谷梁傳》《尚書》《周禮》《論語》等歷史典籍中的重要觀點，認為朝廷“興土功以妨農”、大肆斬伐正在生長的樹木是有悖古訓的，是丟掉了“為政養(yǎng)人之本”?；实郾菹聻榱私o公主造觀，心中想到的只是要為公主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卻不顧民生死活安危，還突然下令，強行拆除民宅，強征民用土地來建造道觀，迫使許多老百姓“扶老攜幼，投竄無所，發(fā)剔椽瓦，呼嗟道路”。
針對這種“強拆”民居行為，魏知古大聲疾呼：“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搖搖，眾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這里的“人”即“民”字，唐代人為避李世民諱而常將“民”改作“人”。
魏知古也知道，自己如果只是單單向皇帝說說道理是不一定起作用的，于是，他又用自己修國史的身份來提醒嚇?；实郏骸扒覈泻唭?，群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慎歟！”接著，他又向皇帝亮明自己還有一個諫官身份：“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后嗣何觀？臣愚必以為不可。”如果皇帝有違背民意民生行為，他要用史家之筆予以記錄在案，告諸后世。
盡管魏知古引經(jīng)據(jù)典，以史官諫官雙重身份對皇帝施壓，但唐睿宗根本不予理睬。怎么辦？
據(jù)《舊唐書》記載，魏知古不懼怕皇帝罷他的官，毫不退讓，繼續(xù)據(jù)理力爭，“頃之，又進諫”。這一次他是將進諫內容調整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來提醒皇上，指出：老百姓以君為天，君以老百姓為本，民安則政理，本固則邦寧?，F(xiàn)在國家已經(jīng)出現(xiàn)國庫空虛、太倉米粟難給、官員日增、人力凋敝、先澇后旱、五谷不熟、道路饑饉相望等現(xiàn)象，如果皇上還是一味只知道關心金仙、玉真二觀之建造，不認清當務之急，國家將面臨重重危機。更要緊的是，突厥人“豺狼之心”未滅，對“中國”一直持“首鼠”觀望之態(tài)，他們“弱則卑順，強則驕逆”，而當他們一旦弓勁馬肥時，就很有可能“乘中國饑虛”，在“和親”幌子下窺犯我疆土。因此，國家必須要有各方面的充足防備。
第二次上疏后，唐睿宗沒有生氣，對魏知古“切直”敢言行為表示嘉許，但建造金仙、玉真二觀的事也只是稍微放慢了工期而已。為了建造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二觀，朝廷先后征發(fā)數(shù)萬民工，耗費達一百萬緡。
李旦之子“三郞”李隆基于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即位，是為唐玄宗。此時的魏知古已經(jīng)官拜侍中。
這一年的冬天，魏知古奉命跟隨皇上唐玄宗到渭川畋獵。他不是唱贊美詩，而是獻上了一首諷喻詩，并且還自己表揚自己，稱“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喻君主”，為自己諷喻皇上的畋獵行為尋找理論依據(jù)。
唐玄宗沒有怪罪這位老臣，后來還加封魏知古至梁國公、在東都知吏部尚書事。開元二年（714年），他又被調到唐玄宗身邊工作，“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后來又改授“紫微令”。
開元三年（715年），魏知古六十九歲病逝，贈幽州都督，謚曰“忠”。當時的御史大夫宋璟聽說魏知古病逝，嘆息道：“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其評價如此之高，可謂彪炳史冊。
又據(jù)《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夏原吉列傳》記載，明代永樂元年（1403年），浙西發(fā)生大水災，當?shù)卣卫頍o方，朝廷派遣尚書夏原吉前往治理。經(jīng)過現(xiàn)場踏勘，夏原吉向朝廷提出了科學治水方案，得到朝廷認可。整個工程要動用十萬勞動力，夏原吉堅持“布衣徒步，日夜經(jīng)畫，盛暑不張蓋”，與河工們同甘共苦，一道奮戰(zhàn)在水利工程第一線。有人見他這么大的官了還如此辛苦，整日與河工們在一起，就勸他多加休息，不要勞累，他總是回答說：“民勞，吾何忍獨適？”意思是說挑河挖土的老百姓們如此辛勞，決不自己一人貪圖舒適。后來，夏原吉又對蘇州、松江一帶水利進行了統(tǒng)一規(guī)劃，對河道進行疏浚打通，使江浙一帶做到了糧食旱澇保收。由于夏元吉一心關心民生疾苦，賑災減賦，為百姓謀幸福，被當時江浙一帶的人們眾口一詞地夸贊為“古之遺愛也”。
正是在古代“遺直”“遺愛”優(yōu)良品德的影響和代代傳承下，使得我們這個民族歷代不乏舍生取義、秉公剛直的人，更不乏為民請命、執(zhí)政為民、心系民生的人，中華民族正是在無數(shù)“遺直”“遺愛”的帶動和推動下，不斷向前，永遠發(fā)展。
束有春
2022年8月3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