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適（十四）

□ 曹洋

　　四、文化救護④

　　1974年8月6日夜，他致信費在山：

　　河東文最能啟發思路，此正賈門客廖瑩中刻本，惟原書校勘既疏，而注釋多誤，殊誤后人……此全集吾用力垂卅年，其裒集昔人之非。

　　1974年11月2日，為費在山講《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是為講疏第七。隨信云：

　　在山足下，適承友人之招留滯崇川（編者注：即南通）。昨歸閱手簡，悉深夜讀書，為之佩慰。《指要》有大迂謬處。吾昔恒言：吾之補正出，始為有益后學也。所詢均具別箋，臺從可辨別是非。

　　1974年9月17日，先生致信費在山：

　　一九六〇年四月，《文物》印行之宋仲溫《急就說明》，為張君珩署名，我早見過，其釋文真所謂以訛傳訛，此一識字（章草）功夫本不易，如果再印，就再誤人誤世矣。我作《急就考證》，惜未能在海外出版……至《河東集》“中華”新印本系世彩堂本，句斷多誤不必言，而廖瑩中注之舛謬處尤令我難解也……附件三紙均表明刻本及注者之誤，可轉給出版界中人（切實謹慎為要，要能負責之人）一閱，將如何彌其缺失耶。

　　高夫子就是這樣以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待學術的，他細致到最基本的句讀的推敲。如他在給費在山講柳宗元的《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一文時，強調“斷句尤為要”，結合例句，指出：“原斷句殊舛，此等柳集隨處可見，誤后學不淺。”不誤后學，成為高夫子學術研究的又一宗旨。高二適將章士釗的巨著《柳文指要》的缺漏及錯誤，匯成小冊子《糾章二百則》。對此舉動，他的小女兒高可可不解地說，章老是你的老師，這樣做總是不妥吧。而高二適則引用西哲亞里士多德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來回答。高夫子堅持真理的背后是堅守文化的道義。作為高氏家風的詩教可算得上是家族之私，但高夫子力圖將此家風擴大為社會之風尚。至此高二適從家風的傳承到社會公學的傳播，其身份已發生轉變，他的“學術公器觀”已經完成了文化學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