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汪圣希，一個勤勤懇懇的勞動婦女，一位慈祥仁厚的母親，她雖然離開我們20多年，但她那和藹面容仍常常縈繞在兒女們心頭。

　　母親1923年出生于安徽績溪坦頭村，外公祖上從事藥材、茶葉生意，家道殷實乃書香門第。外公汪讓三，字天寬，取自于“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母親自幼聰明好學，后來考入徽州女子師范學校，畢業(yè)后在坦頭小學任教，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和父親相識并組成家庭。父親胡生啟是地道的績溪上莊人，出身書香門第，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當年，胡適的堂叔胡文郁把他帶到合肥(胡文郁解放前歷任政界要職，后遷居臺灣)，在國民政府謀了一個差事。后來父親考入上海新聞專科學校，畢業(yè)后在《亞光報》當記者，母親隨他到上海，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解放后父親一度失業(yè)，外公將我父母帶到邵伯，開了一爿茶葉店，以維持家庭生活。1959年父親回到上莊務農，由于與當地治保主任一言不合，被扣上歷史反革命帽子，從此命運多舛。

　　母親一生育有三男一女，我是老大，下面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小弟弟敏如生于1956年屬猴，從小聰明伶俐，活潑好動，三歲時生了一場重病，高燒多日不退，等到退燒后發(fā)現他成了癡呆兒，全家人為此痛惜不已。

　　“三年自然災害”，家境極其困難，我和妹妹、大弟弟隨父去了績溪上莊讀書、生活，母親將傻弟敏如留在身邊相依為命。那時母親在邵伯供銷合作社綜合門市部上班，成天與油鹽醬醋打交道。因為小敏如生活不能自理，母親除了工作，就是無微不至地照應弟弟。在那食不裹腹的日子里，即使山芋雜糧，母親總是先讓敏如吃飽，而自己則常常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態(tài)。即使日子過得緊巴巴，弟弟總是穿得干干凈凈、清淸爽爽，每到過年，從牙縫里省點錢也要替他做套新衣裳。

　　1965年，我們姐弟三人陸續(xù)回到邵伯。傻弟敏如已失去正常的思維，沒有辨別方向的能力，經常走出去就不認家門。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要經常尋找走失的傻弟。不僅鎮(zhèn)上每條街巷，邵伯南鄉(xiāng)、北鄉(xiāng)、運河、崔橋、艾菱等地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最遠的還到高郵、江都找過。

　　因為母親人緣好，弟弟每次走失總有一些熱心的鄰居和熟悉我家情況的熱心人，一旦發(fā)現敏如的蹤跡，總會用各種方法告知我的家人，以便及時尋找。盡管弟弟走失若干次，總能平安地回到家中。

　　1972年暮春的一天，敏如又一次走失。我們兄弟姐妹幾乎把邵伯周邊鄉(xiāng)村找遍，仍未見他的蹤影。母親失魂落魄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們通過邵伯派出所印發(fā)了尋人啟事到處張貼，并在通過郵局向省內各遣送站郵寄，希望能找到一點線索。就在我們全家為敏如走失焦急萬分的時候，我們邵伯五金電器廠負責人事和安全的干部老陳突然來到我家，說是昨晚在邵伯輪船碼頭巡查時，遇到幾個來自沭陽賣小雞的農民，他向他們打聽有沒有看到一位神志不清、身高1米7的男子。聽到老陳的詢問，這幾位農民說在沭陽看到過類似這樣的男子。得到這一消息，我和古道熱腸的老陳下午便動身去沭陽。

　　到了沭陽，我們逢人就問，路邊的行人、小攤販，甚至乞丐也成了我們詢問的對象。經過多方詢問，有人提供了一點線索，他估計去了新沂，我們抱著一線希望乘車直奔新沂。

　　我們在新沂分頭找了一天，仍不見敏如蹤影。第二天下午，我和老陳在新沂火車站會合。老陳告訴我，他在新沂郊區(qū)尋找時，遇到一幫干活的農民，其中有人說，看到一個走路的姿勢有點怪異的男子向東走去，估計去了東海。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立馬買了去東海的火車票。晚上10點多鐘抵達東海，下車時在站臺上遇到一位穿警服的人，我們上前說明來意。他一聽說道：巧了，前兩天遣送站收了一名來歷不明的人，和我們說的特征相仿。他把我們帶到遣送站，一看正是敏如，我們喜出望外。當時我從包里拿出兩個大饅頭給敏如吃，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我們和遣送站的工作人員協(xié)商，讓敏如當晚暫住這里，第二天一早過來領人。我們在東海找了一家旅社將就了一晚，天亮后就去遣送站把敏如接了過來，同時去郵局發(fā)了電報，給母親及家人報個平安信。

　　那天下午回到家中，一個星期不見，發(fā)現母親消瘦憔悴了許多，眼睛里噙著淚花，目光里滿是慈愛和憐惜，她一下把敏如擁在懷中，生怕他再丟失，嘴里不停地念叨：可回家了，再也不要瞎跑啦！

　　傻弟敏如因病致癡是不幸的，同時他又是幸運的，在母親和全家人的呵護下，以及親朋好友的幫助下，他沒遭什么罪。敏如去世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年僅32歲，他在船閘旁邊的小碼頭嬉水，不幸溺水而亡。母親為工作辛苦了一輩子，為家庭操勞了一輩子，唯獨放不下的便是癡兒敏如。剛剛進入21世紀，年屆八旬的父母相繼離世，一對相濡以沫的苦命夫妻又可以在天堂呵護他們的癡兒敏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