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嬗變與思考》言恭達 著 中華書局出版）

　　最近，言恭達先生《中國書法嬗變與思考》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展卷研讀，深切感受到這是一部從中國文化的角度，深刻研究當代書法問題，并達到高屋建瓴，提出深刻見解，在深入把握傳統書法精髓，直面當代文化挑戰與困境前題下，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為當代書法樹立正確觀念，為時代立言的重要著作。

　　筆者認為，言先生在此書中，無論是解讀古代書法變遷還是剖析當代書法現實，都緊扣中華人文精神，在繼承與發展這個主題下，以對中華文明自信和高度負責的態度，對當代書法提出很多深思熟慮的見解，對當代書法的發展提出諸多深刻且具有前瞻性的建議，這是當今書法界十分難得的時代強音，對書法藝術的長期發展、興盛，具有重要的意義。

　　言先生此書開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書法經歷的文化環境、社會背景、相關政策制度變遷，分析當代書法文化出現的諸多新現象，包括書法創作呈現的正、負兩面諸多傾向和特點，由此提出當代書法文化生態轉型的問題。在深刻分析這種不可逆轉的生態轉型帶來的諸多影響后，指出當代書法人，“需要以積極、審慎、理性的態度，順應數字化態勢，明晰原委，尋求守望與共享漢字的方法”。

　　關于當代書法單純追求筆墨形式的弊端，言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我們僅僅把筆墨視為書法的“本體”，而面對古代書法作品時，抽離政治文化功能和日用情境，僅聚焦于審美層面，在關注線條、造型、空間等靜態視覺形式因素時，忽視人及其書寫行為等動態因素，在解決當代書法創變問題時，也便以筆墨形式為核心。這樣，中國書法上升為“翰墨之道”的人文內涵與價值觀念，也便分崩離析（見第40頁）。

　　由此，言先生提出一個中國書壇需要重新覺醒的問題。他說：“中國書壇的新覺醒，是書法人以道為本，以德為基，合乎技、進乎道的時代文化創造與發展動向的覺醒，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責任認知與履職的覺醒，是‘周知萬物，道濟天下’的時代人文精神建設與完善的覺醒。”同時強調“覺醒是一種提升、一種超越、一種方向，也是一種精神，既有客觀認知的意義，更有主體發展的意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憂樂之間，我們要問天下何事？世界何為？我們也要問書壇何態？書家何為？書藝何向？對此，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應對時變的智慧源泉”（見第41頁）。

　　在全面討論當代書法文化源流、質理，變革理路以及今后發展理念、體系建構諸問題時，言先生從總結中國書法傳統經驗出發，特別強調當代書法“人的復歸”這個重要觀點。指出中國書法優良傳統，是書法本體依“人”托“物”，以“觀物以通神”為旨歸，而且在長期經驗積累上，優秀書法家的創作達到心、手、眼三者的共融。在此基礎上，言先生提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三層級”書法本體觀。他將書法藝術的本體，劃分為三個層面：一層為“道心本體”。指不可見的心悟或神氣，體現為法道本心，中庸自然，趨時知變的思想理念，主要針對書法藝術觀念而言。二層為“行為本體”。圍繞人手的揮運，顯示為主體游藝于斯，盡性顯情，駐足日常的行為形態，主要針對書法創作行為而言。三層為“形器本體”。指視覺可感的形質，以形器之用，筆法墨法，字篇形式為主，主要針對作品而論。

　　言先生在解釋他的“三層級本體觀”時強調，“道心本體”源自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內圣外王”哲學思想，是由傳統哲學思想邏輯的“自然→道→陰陽→形勢”反向觀照而得，即“形勢→陰陽→道→自然”，這是書法藝術最深層次的本體構成，它十分重要，但也極其玄妙，需閉目神思，依人性真善，由“法道”到“本心”，經過長期修煉才能真切感悟，并在整個書法活動全過程得以體現。

　　言先生認為，儒家中庸自然思想，是“道心本體”的“審美法度”，“趨時知變”是書法家應有的“自律觀念”。“行為本體”的主體（作者）存在向度，包括“游藝于斯”的境界、“盡性顯情”的創作準則、“駐足日常”的實踐模式。“形器本體”則可分為基于物用的形器功能、筆墨技巧展示和立足感觀的形勢章法及風韻格調。依托這個“三層級本體觀”，言恭達先生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書法藝術評價體系，并由此展開他對當代書法文化的全面評述。

　　當代書法發展70余年（按言恭達先生觀點，從1949年算起），關于書法藝術性質的討論一直在延續，其中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出現持續十余年的討論熱潮，不少學者，如李澤厚、劉綱紀、葉秀山、韓玉濤、陳方既、熊秉明、尹旭、周俊杰、陳振濂、毛萬寶、姜壽田等人，紛紛發表意見，提出過多種不同的書法本體觀，如有意味的形式、寫意的藝術、線的藝術，還有表現論、再現論、神似論、多質論、造型說等等。

　　對此，筆者曾全程關注，并部分參與討論。按言恭達先生“三層級本體觀”，追溯過去對書法性質的討論，筆者認為，言先生在本質上與李澤厚的“有意味的形式”說，韓玉濤的“寫意的藝術”觀以及趙翼榮、陳方既等人的“寫意說”可謂意理相通，不謀而合。毫無疑問，這是大浪淘沙之后，文化真理的黃金閃耀之光，是有志之士共同努力而達到的必然默契。

　　不過，這里我們更需強調的是，言恭達先生分三層級討論書法本體的做法，更加符合書法藝術的實際，也更方便切入對古今書法從創作到欣賞各個環節的深入討論。我們注意到，這正是言恭達先生立足中國文化哲學實際，深入把握中國書法特色及內涵，又有機借鑒西方哲學、文藝理論，所取得的重要進步。用言先生的話來說，這是他研究當代書法“融古”而“耀今”意識的集中體現。言先生說：從當代書法文化角度來說，“耀今”意識應該是當代書家的一種群體共識，而不僅僅是個體的局部努力。因為它關系到我們對書法文化環境的塑造和引領，牽涉創作風氣、書法批評基本立場的確立，需要我們本著學術和文化發展的情懷，拋棄觀念、門戶或派別之見，為把握當代書法的發展動向而做出有益探索。唯有如此，才能促成個體書家“融古”和“耀今”意識的明確（見第194頁）。

　　經過數十年書法創作和思考的實踐，筆者在為中國書法無窮魅力所吸引的同時，也越來越感到它境界之深遠，攀登其藝術巔峰的艱難。而眼下，我們又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爆炸和世界動蕩不安、歷史格局大轉型的特殊時期。在這樣高度信息化和物欲橫流的大背景下，作為書法家，極易產生消極心態而隨波逐流，甚至自暴自棄，玩世不恭（這已經是客觀存在的現象）。言恭達先生是我們書法隊伍中，極為罕見的能夠長期恪守文人初心，具有堅毅道德情懷，而且執著追求崇高理想的代表人物。

　　筆者非常贊成言恭達先生關于當代書法文化本體建構方面的諸多觀點，尤其是他對當代書法發展所提出的諸多意見和建議。毫不夸張地說，這是當今中國書法界的時代強音，他對當代書法家提高思想認識，提升社會責任感，提振深層次的文化信心，放下淺薄而盲目的輕狂，從簡單筆墨競技場，走進中國書法高雅神圣的殿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所以，值得書法同行高度重視，加以牢記并付諸行動。

　　請允許我摘錄幾段言先生精彩的言論而結束本文。

　　20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阿羅德·約瑟夫·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揭示文明興衰的謎題，啟發人類對未來道路的探索。湯因比認為，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與21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庫與思想資源。他認為，儒家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使得中華文明符合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而中國的道教，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節制性、合理性發展觀的哲學基礎。因此，對未來人類社會開出的藥方，不是武力與軍事，不是民主與選舉，不是西方的霸權，而是文化引領世界，這個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見第216頁）。

　　書法藝術是抒情的藝術，它以文境為載體，以書家創作時的“心境”為依托，是書家在相宜的創作環境下抒發創作激情、施展創作技藝、臻于物我交融境界的精神創造活動，這種境界體現了“天人合一”這個中國藝術傳統中最高的審美準則。因此，書法藝術的境界應該是文境、心境、環境的綜合產物。當代書法的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必須建立在書法文化的本體規律和社會發展的科學認識之上，而引領當代書法審美方向，從根本上需要哲學的思考。我們說，在科學、藝術、哲學之中，哲學是“第三種智慧”。當下書壇的“對癥治療”需要“哲學經方”，需要中國傳統哲學走向當代哲學的時代思考，催生出“智慧方案”，此“慧”是定理，是重塑東方美的“第三種智慧”。它預示著當代書法美學精神的戰略定位（見第217頁）。

　　當下，是一個需要哲學，需要思想，也一定能產生思想的時代……目前，我們正處在大數據時代的全球化語境下，傳統的中國書畫藝術受到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這種嚴峻性，最清晰地表現為西方藝術價值觀的沖擊與消蝕，以及中國藝術民族文化立場的轉移與核心價值觀的顛覆。中國當代書畫藝術的發展，亟需文化理想與文化價值的架構，需要書畫家文化身份的重塑和藝術心靈的回歸，當代書畫家最重要的追求是人文品格與時代人文關懷（見第218頁）。

　　我們這個時代，如何讓全民從財富圍墻里沖破出來，贏得真正的人性本真，還原文化自信下的盛世生活？只有一條路，就是轉換物態競爭下，淺層面的、唯物質享受的生活方式，將其提升到當代“禮樂生活”的建構中。我們要從改革開放初期，讓人們過上溫飽安居的、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進入新時代，優雅的、詩意的生活。這種“文化復興”、精神模式的轉變，無疑是時代發展的需求與必然，也是新時代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終極關懷（見第225頁）。

　　黃君（作者系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