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鐘振振：明詩新解（2）
感興（七首其六）
[明]劉基
天弧不解射封狼。戰骨縱橫滿路旁。
古戍有狐鳴夜月，高岡無鳳集朝陽。
雕戈畫戟空文物，廢井頹垣自雪霜。
漫說漢廷思李牧，未聞郎署遣馮唐。
關于“古戍有狐鳴夜月”
羊春秋先生《明詩三百首》：“《史記·陳涉世家》：涉‘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此用其事，以指元末農民起義軍蜂起云涌。”（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11頁）
按：將這句詩和《史記·陳涉世家》里的相關文字作一比較，便能發現，兩者相同之處有二：
其一，都有“狐鳴”二字。
其二，都有“夜”字。
不同之處亦有二：
其一，在《陳涉世家》里，是人模仿“狐鳴”；而在劉基詩里，至少在文字層面上，還是真實的“狐”在“鳴”。
其二，在《陳涉世家》里，所“鳴”之地為“叢祠”，即野外叢林中的神廟；而在劉基詩里，所“鳴”之地卻是“古戍”，即古老的軍事堡壘。
兩相權衡，就數量言，異同各半；就分量言，顯然異大于同。
因此，說此詩句是用《陳涉世家》故事，頗為牽強，難以成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為陳涉、吳廣事屬農民起義，從而引申說此句“指元末農民起義軍蜂起云涌”，那就更難令人信服了。
私意以為，此句并沒有用什么故事。它的字面義是說：月夜，“古戍”里有狐貍在鳴叫。
“有狐”，言外之意便是“無人”，即沒有戍守的軍隊，可見軍壘荒廢已久。概括地說，只是“武備不修”四字而已。
關于“雕戈畫戟空文物”以及“漫說漢廷思李牧，未聞郎署遣馮唐”
羊春秋先生《明詩三百首》：“此詩亦當作于入明之前。其時戰亂頻仍，農民起義軍蜂起蟻附，而不能延攬人才，任用良將，以迅速推翻蒙古貴族的統治，致使文物被毀，生靈被屠，感而有賦。”（同上，第12頁）
按：羊先生用“文物被毀”四字來概括“雕戈畫戟空文物”句，揣摩其思路，是以“雕戈畫戟”為戰爭的代名詞，以“空”為毀壞義，以“文物”為今所謂古董之類。筆者以為，這三點都理解錯了。
這里的“文物”，其實是特指帝王宮廷中作為國家禮儀規格的那些特殊器物。
《后漢書》卷一一九《南匈奴傳》：“其后匈奴爭立，日逐來奔，愿修呼韓之好，以御北夷之沖，奉藩稱臣，永為外捍。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晉書》卷三五《裴憲傳》：“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為之撰朝儀，于是憲章文物擬于王者。”
《宋書》卷一四《禮志》一引魏明帝詔：“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
《南齊書》卷一七《輿服志》：“文物煌煌，儀品穆穆。分別禮數，莫過輿服。”
《梁書》卷五六《侯景傳》：“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
《陳書》卷一六《劉師知傳》：“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兇，豈容衽绖而奉華蓋，缞衣而升玉輅。”
《魏書》卷五三《李沖傳》：“于是定都洛陽。沖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游駕，待就興筑城郛，難以馬上營訖。愿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后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
《周書》卷四五《儒林傳》：“帝于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
《隋書》卷三《煬帝紀》上：“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
《南史》卷四二《齊高帝諸子傳》上《豫章文獻王嶷傳》：“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衛從，禮冠百僚。”
凡此“文物”，皆是其例。具體到劉基詩句，“雕戈畫戟”本身就都是“文物”。朝廷所用的各種儀仗中，裝飾華美的兵器自成一類，不可或缺。
“空”，這里是“徒然”的意思。
全句貫串了講，是說：朝廷中不是沒有戈戟之類兵器，但那都不過是些中看不中用的文物儀仗！
言外之意，是慨嘆元朝當政者沒有掃平地方割據群雄的軍事實力，只能采用招安的下策。
何以見得？有史料為證——《明史》卷一二三《方國珍傳》：“方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元至正八年，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運艘，梗海道。行省參政朵兒只班討之，兵敗為所執，脅使請于朝，授定海尉。尋叛，寇溫州。元以孛羅帖木兒為行省左丞，督兵往討，復敗被執，乃遣大司農達識帖睦邇招之降。已而汝、潁兵起，元募舟師守江。國珍疑懼，復叛，誘殺臺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亡入海。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仍許降，授徽州路治中。國珍不聽命，陷臺州，焚蘇之太倉。元復以海道漕運萬戶招之，乃受官。尋進行省參政，俾以兵攻張士誠。士誠遣將御之昆山。國珍七戰七捷。會士誠亦降，乃罷兵。先是，天下承平，國珍兄弟始倡亂海上，有司憚于用兵，一意招撫，惟都事劉基以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可赦。朝議不聽。國珍既授官，據有慶元、溫、臺之地，益強不可制。國珍之初作亂也，元出空名宣勅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輒與，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為盜，從國珍者益眾。元既失江、淮，資國珍舟以通海運，重以官爵羈縻之，而無以難也。”
又，羊先生用“農民起義軍蜂起蟻附，而不能延攬人才，任用良將，以迅速推翻蒙古貴族的統治”云云來闡釋“漫說漢廷思李牧，未聞郎署遣馮唐”二句，也是對劉基此詩所持政治立場的誤會。
關于這兩句詩所用的事典，羊先生注曰：“漢代的馮唐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郎署，馮唐為言廉頗、李牧的故事。文帝嘆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乎？’馮唐說：‘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問其故，馮說：魏尚抵御匈奴，軍功卓著，僅僅因為虛報斬獲六級，便撤職查辦。文帝很高興，即日遣馮唐持節赦免魏尚，復為云中守。見《漢書·馮唐傳》。廉頗、李牧，皆戰國時趙之良將。”所注除少量細節有出入，大體上還是準確的。
遺憾的是，他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元末的各支“農民起義軍”，充其量還只能算是地方割據政權，怎么好稱“漢廷”？
詩人之所謂“漢廷”，顯然是指“元廷”！
盡管此詩對元王朝的政治頗多非議，但毫無疑問，作者當時是元朝官員，他的立場還是站在元王朝一邊的。
從“未聞郎署遣馮唐”句來看，我們還有理由認為，劉基這是以魏尚自比。
《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基為元帥府都事。基議筑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兒招諭國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后。國珍懼，厚賂基，基不受。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遂詔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基擅威福，羇管紹興。方氏遂愈橫。”
劉基為元王朝抗擊方國珍，有功而不得獎擢，反被責羇管，其遭遇與魏尚不是有幾分相似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