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是心靈的藝術。

　　漢代揚雄在《法言》中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宋代朱長文評顏真卿書“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足見書法反映人的心靈和人品。書者，如也。“書”要如我們心中對物象的把握和理解，其本意是通過仰觀俯察將自然萬物的生命形態抽象化。故而張懷瓘說書法是“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書法中的抽象美，在于將自然萬象的意態升華，表達為書法藝術精神特質。

　　在我們經歷的人生中，有很多人影響過我們，也有很多事物影響過我們。在我們的藝術人生、書法人生中亦是如此。但是無論是學習還是創作，“我”永遠是主體。當代的書法創作者一般都會經歷“寫他”、“寫古”、“寫展”、“寫我”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我”都有不同的存在。在任何階段，作為藝術家都應該保持獨立的思考能力，才不會迷失自我。

　　一、師承中的“我”

　　師承、師法，就是通過“師”，獲得鮮活的筆法。而這種鮮活，其中有師對古人筆法的“活”化，更有師的“鮮”明的個人習慣。這種活化，會讓我們打通與古人的交流，獲得一定的法。而師的這種鮮明的個人習慣，或將伴隨我們一生。這種影響是深刻的，只是對每個人程度不同。作為“我”應該既“近”師，又“遠”師。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還要加上一句：吾亦愛真“我”。

　　在中國哲學史論上，對經書的解讀態度有兩種：一是“六經注我”，二是“我注六經”。通常來講，“我注六經”是以六經為主體，“我”的任務是千方百計準確解讀經典的本意，而不允許有偏離或附會。致力于訓詁字義名物、論釋典章制度的古文經學為此派代表。后面我要講到的“寫他”、“寫古”可以看作是對古典書法學習路徑的方法，師承中的“我”要重在繼承與汲取精華。董其昌云：“學書不從臨古入，終入惡道。”王澍在《論書剩語》說：“臨古須是無我，一有我，只是己意，必不能與古人消息。”這里講的“無我”也是辯證的，如同走別人走過的足跡，終究用的還是“我”的腳。

　　學習書法的捷徑，就是臨摹。但是初學者很難從平面的字跡或碑刻中悟到立體書寫的動作，因為每個人的悟性各不相同，所以學習書法自古就重師承，無論鐘張羲獻、顏柳歐趙、還是蘇黃米蔡，莫不如此，正如張懷瓘《玉堂禁經》所言：“夫人工書，須從師授。”故而，這個階段的“我”尤其要以“師”為鑒，學習學書方法，弄懂古人筆法，方可登堂入室。

　　二、師古中的“我”

　　師古、臨古、學古、入古，是學習書法的不二法門。與古人關系近一點，水平就高一點，我曾在講課時調侃：寧與古人摸爬滾打，不與今人耳鬢廝磨。然而師古的終極目的，是為了食古、化古，化古為“我”，這種“化”的過程，可能是漫長的，但這是一個蛻變的過程，是實現“我”的價值過程，極其重要。在師古中找尋屬于自己的風格與審美，通過化古實現“我”的重塑。

　　蘇東坡嘗言：“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黃庭堅也有“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他們都講到了在師古過程中的“我”，要得藝術之精粹，是異常艱難的，雖然艱難也有方法，如董其昌《論書》說：“禪家云，參活句不參死句。書有筆法、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足三昧。其鐫石鋟版流傳于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后臨仿古帖，即死句亦活。”董其昌以“參活句”為前提，將古代書法經典以筆法、墨法統攝，從而使“死句亦活”，是非常高級的。他在《容臺集》中的“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是學書者的共鳴。

　　師古中的“我”要體現出人的主體性，追古不迷古，創新不貪新。故而徐渭認為“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師古主體中的“我”，不完全是被動的接納，而更有創造性的發揮。這就是“新我”。

　　三、展覽中的“我”

   當代的書法創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參加各種類型的展覽，尤其是書法新人要通過參加專業展覽來提升自我、實現價值。“我”在展覽中的意義就更加凸顯為繼承古典書法技法之后的自我創作，借此反映個人的審美創造。

　　與“我注六經”相對的是“六經注我”，這個是以“我”為主體，“六經”不過是“我”在闡發自己的思想時作為注腳使用的經典，而不在乎文本的原意所在，講究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為此代表。故而，“寫展”就應該凸顯“我”的主體性和創造性。

　　那么，在展覽創作中“我”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狀態，孫過庭言：“變窮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鐘、張而尚工。”要達到離開王羲之、王獻之而不會失誤，違背鐘繇、張芝也能工妙，真正達到心手雙暢的地步。米芾也說：“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言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這是米芾對他自己的入帖出帖，博采眾長，自成一家的夫子自道。

　　但是在現實中，由于展覽的功利性、展廳效應、評審機制等因素的牽引和制約，會對書法創作者的創作實踐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創作中更多的會對外在形式更加注重，其中包含書風、字形、墨色、章法、構成、色彩、裝飾等各種應用與變化，從而影響創作者的正常創作心理。這時候展覽創作中的“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是處于“寫展”之中，“展”后當及時抽身離開，找回自我，回歸正常創作狀態。

　　四、創作中的“我”

　　藝術創作中沒有了“我”，作品就沒有了靈魂。在書法創作實踐中，永遠是以“我”為中心的。這時候的“我”，可能是古中有我，我中有古，還有可能我中有師。但是“我”的精神完全灌注于整個書寫過程。正如王澍所說：“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備后復可以為人。”書法創作，就是我書寫“我”心，寫出真我才是“我”。所謂書者人也，書為心畫，書即我，我即風格。一書一人，一書一我。

　　創作，既是每個“我”的藝術實踐，更是我“人”的實現，此時我們對“書如其人”才能有更深切的體悟。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如其人而已。”很多人理解為書品即人品這一層面。其實，“書如其人”作為中國書法中的重要命題，被賦予了道德色彩，也是肯定“我”的主體性。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中這樣稱張旭：“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張旭在書法創作中有著極其豐富的情感體驗，他以草書為“興”，將“我”的主體性意義在草書創作中升華。書法的創作不僅是單純的技法，而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現，包含創作者的生活經驗、才學、才情、思想情感等等，以情感驅動藝術的創造。所以，我們看到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說：“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制。然性情得于心而難名。”

　　書法創作的難點在于“我”的主體性情感賦予，同時又要具有賦予作品情感的技法支撐，所以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形而上的書法需要創作者的技道雙進，也需要德藝雙馨，方能“書因人貴”，人書合一。

　　書中有“我”。在書法學習和創作過程，最重要的是“我”的主體性，創作者要將自己的情感融入書法作品創作中，體現審美價值和時代精神。

　　（本文發表于《書法導報》2022年12月28日第3版）

　　本文作者：李嘯，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楷書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書法院院長，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蘭亭獎、國展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