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鴻雁談古人如何在旅游中獲得快樂和幸福感
      2024-12-20 09:41:00  來源:江南時報  作者:張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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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人眼中,游賞不僅有“十六大樂事”“十六大風雅”,還有“十大煞風景”。這種對“雅”與“俗”的辨析不僅揭示了古人獨特的文化審美情趣,更折射出旅游在古代生活中不容忽視的精神與社會意義……古人在“旅游”中如何獲得快樂和幸福感?與今人又有何異?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張鴻雁帶我們追溯旅游的起源、發展及其特征,探討古代與現代旅游在主體、功能上的差異,理解古人如何以旅行觀察世界、體悟人生。

      (明·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卷 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

        中國的“旅游”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時期

        自有了遠途的交往或貿易,就有了“旅游”:人類天生具備探索的欲望,始終對異地的風景、風物、風貌和未知的財富抱有強烈的好奇心。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初衷是為了搜尋東方的黃金,正是這種對“新”的渴求,才孕育了旅游的意識、意圖。“旅”字,詞意有“客居”“軍旅”之意。從文獻記載來看,中國的旅游經濟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時期。

      (甲骨文的“旅”字是“旗幟”與“從”的結合,表示士兵們追隨著飄揚的戰旗行軍作戰。《說文解字》曰:“軍之五百人為旅。”)

        《尚書》記載殷人先祖“肇牽牛,遠服賈”,商人的長途販運、商旅活動,就具備早期旅游的特質。殷人和周人習用“旅”字,專指當時最活躍的一種旅行——商旅。《易經》中,專講行商客賈的一卦就稱為“旅”卦。周文王還曾專門針對行旅者發布詔書《告四方游旅》:“游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根據西周時期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當時的商業已經相當繁榮,除早期的貝幣外,刀幣、布幣等貨幣形式也流行起來,說明遠距離貿易與區域流動日益頻繁。《易經》的“旅”卦中說:“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既說明“旅”需要錢財與工具,又說明“旅”實際是一種漂泊無定、客居的狀態。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記載的就比較多、比較清楚了,《管子》寫過,“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孟子》記載了齊桓公“葵丘會盟”(公元前651年)盟辭的“五禁”條款,其中就有一條“無忘賓旅”,意思是要善待來賓、游客。《呂氏春秋》還詳細地記載了戰國及以前各地的佳肴美饌和特產,分為肉、魚、蔬菜、谷物、水、果、調料七類,南至南海、越駱,東至東海,西至昆侖,北至冀州、大夏,這說明伴隨著古代早期旅游的興盛,古人對廣闊區域內的物產、風土、人情及風俗已形成了一定的認知。游歷、貿易、出使等“旅游”活動推動了異地文化的傳播與交融,構建起早期跨區域的文化互動網絡,為后世旅游體系的廣泛聯通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國”與“國”“城”與“城”之間的接待都有免費“賓館”

        理論上說,如果有了“商旅”等遠距離貿易的存在,也就必然會有客店、賓館類的經濟業態存在。最早的民宿、酒店、客棧相應地也是在商周時期出現的。《詩經》就記載過,“于時廬旅……于斯館。”商以后及西周時代,與旅館、客棧相關記載開始明確起來,對商業貿易和賓館都已經有制度性設置和安排。《周禮》記載:“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十五里有市,市有候館,館候有積。”(“委”“積”皆表示籌備的物資。)那個時候“國”與“國”、“城”與“城”之間往來接待的“賓館”都是免費的。“賓至如歸”的典故就與春秋時期晉國免費接待外來使節的“賓館”有關。

      (邵穎萍博士在《落腳鄉村與民宿經濟——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構》一書中系統地追溯了“民宿”的概念起源和文化流觴)

        春秋戰國時期私人工商業興起后,除官方“賓館”外,民間的客棧、酒店等也應運而生了,即“寄寓”“施舍”“逆旅”,可以說是最早的“民宿”。《國語》《左傳》《春秋》等書里都可以找到相關記載。比如《左傳》中有句“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韓非子》也記載過,“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卻因為養的狗過于兇惡,客人就都不來了。孔子周游列國時,想必也住過賓館的。當然,到了后來李白寫“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蘇軾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時”,“逆旅”一詞的涵義就延伸為了“喻人生匆遽短促”。

        中國古代有過關于“民宿”發展的爭辯

        中國歷史上對旅游業等民營經濟總是在“提倡”與“打壓”之間徘徊,古代民宿“逆旅”的是與非一直飽受爭議。

        在中國歷史上,前有春秋戰國時期商鞅的《廢逆旅令》,認為民營旅館過多會導致“奸偽、躁心、私交”等問題,要廢除民間旅館;后有西晉時“古代第一美男”潘安的《上客舍議》,專門為鼓勵民間旅館的發展而發聲。潘安認為,“逆旅”由來已久,帝舜、曹操都曾鼓勵過它的發展,“逆旅”便利著絡繹不絕的旅人,“居者”可以“薄收其直”,商人、民宿經營者和國家都會得到利益,農民也可以富起來。潘安還在文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旅館服務非常周到,不僅提供潔凈的水和食物,還十分人性化:冬天有暖爐,夏天有涼席。客人來投宿,都能夠及時得到所必需的器物。對于客人的“座駕”,客棧也有專門喂養的地方,無論是牛也好,馬也好,都有合適的地方給它們休息……

        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兩種利益博弈,持續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還是這樣:國家政策時揚時抑,導致民宿不得不順應時代而變。

        “旅游”一詞最早見于六朝時期

        真正的“旅游”一詞最早見于六朝。南朝齊梁時,沈約《悲哉行》中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詩句。六朝時期,旅游的主體擴大到了文人、僧侶、道士和普通百姓,著名的“竹林七賢”就常在竹林下清談、縱歌、酣暢。北魏洛陽城作為當時國際上的大都市,城內專設有“四夷館”“四夷里”,接待北遷的南朝人、周邊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臣。這說明南北朝的“旅游”已經有相當長足的發展。

        《洛陽伽藍記》記載:“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后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常久居住者,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久居者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歸義里’”。

        旅游在隋唐時期進入了發展新階段

        國盛則旅游盛。民間旅游文化經過南北朝的沉淀、醞釀,在隋唐時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隋朝雖短暫,卻迎來了文化的繁榮與創新(諸如開通京杭大運河、創立科舉制、三省六部的中央官制等)。尤其是大運河,不僅打通了南北的交通脈絡,還為“全域旅游”的格局奠定了物質基礎。隋朝[大業五年(609)和大業六年(610)]甚至還舉辦過旅游“招商節”,當時他們把美麗的絲綢纏繞在東都洛陽的大樹上,邀請胡商免費吃飯、喝酒、看百戲表演。

      (唐 閻立本《職貢圖》卷 圖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大業五年(609)六月,隋煬帝西巡河右,駕臨張掖,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余國”(《隋書·煬帝紀》)。“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資治通鑒》卷181)

        唐朝時期,民間旅游的興盛愈加顯著。唐朝初年的“休養生息”、均田制等政策為社會帶來了安定,此后經“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的繁榮更是開辟了民間旅游的興盛點,激發文人雅士游歷名山大川、吟詠詩詞,頌揚太平盛世。

        旅游隨著“宋代城市革命”迎來變革

        其實在唐朝后期,城市居民就已經開始不顧朝廷的禁令,紛紛自行鑿坊墻、在臨街的路邊開店了。唐朝的宰相劉晏在天未亮上朝時,路邊就能買到“火勺”吃。

        到了宋代,“破墻開店”更是成為一種風氣屢禁不止,北宋景佑年間(1034年-1038年),政府正式允許城市居民可以在臨街開店。宋代的旅游業也隨著“宋代城市革命”迎來變革,旅游休閑、消費、購物層面都迎來了變革。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圖景就充分顯示了這個時代文化旅游消費的變革,畫中的人物很多都不一定是開封本地人。后來馬可·波羅游歷中國期間,對杭州、揚州等城市印象深刻,并在其游記中給予高度贊譽,為西方世界呈現了一個富饒開放的東方形象——宋代擁有了“世界級旅游目的地”。宋代的夜經濟也很繁盛,《東京夢華錄》就說過,“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23點-凌晨1點關門、凌晨3點-5點開門)。宋代的旅游交通工具包括船、車、轎、馬、驢等,尤其是游船租賃業發達。旅館業分布廣泛、類型多樣,規模和投資者復雜,經營方式多樣。據《東京夢華錄》記載:“臨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于此安泊。”宋代的民間記事和小說中也常見以“客舍”“邸店”為題材的故事,皆指小規模的民間旅店,其密集繁盛可見一斑。旅游在宋代居民生活中已經占據重要地位,伴隨著商業與貿易成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甚至還出現了導游、廣告。

      (民國時期的旅游指南 圖源:《民國時期旅游文獻匯編》)

        明清時因為閉關鎖國等原因,旅游業就弱了一些。到了近代之后,上海首開風氣之先。1904年,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版城市觀光手冊《上海旅游指南》(由德溫特牧師編輯),這本手冊標志著中國近代旅游業的萌芽,為外籍人士提供城市觀光與生活指南,也揭開了中國近代旅游業國際化發展的序幕。

        古人的對地理知識的了解可能超乎現代人的想象

        古代交通工具一直在演變,對旅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夏商周時期以牛車為主的交通方式,到春秋戰國時期的馬車,再到漢代后交通工具的系統化和驛站、客棧的完善,都為人們的旅行提供了便利。

        其實古人對地理知識的了解可能超乎我們現代人的想象。我讀過很多遍《山海經》,每次讀后在心中都會驀然升起一種尊重感和自豪感,遠古時代的地理學家們與壯美山河一樣偉大,他們雖然沒有科學的儀器和工具,卻能夠帶著理想和責任克服千難萬險,游歷、踏查并且記錄、整理人跡罕至的地形、地勢、地貌和山川河流。

        中國古代旅游的主體是貴族·商人·文人群體

        中國古代旅游的主體是貴族、商人和文人群體,因為中國古代的旅游與以下幾點有關聯:

        一是和經商、求學、游學、趕考、赴任等聯系在一起。這些活動需要長途跋涉、行走于各地,直接促進了人們對各地風土人情的了解,也推動了旅游的萌芽和發展。

        二是與個人家庭經濟狀況相關。我們今天說的“盤纏”一詞的原意是把銅錢盤起來纏繞在腰間,作為便于攜帶的路費,這說明遠行的開銷是很大的。因此,旅游在古代往往是富裕階層的特權。比如李白就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四任妻子里有兩任都是唐朝宰相的孫女,因此他才能“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當然,游歷名山大川以后,人的閱歷、見識和談吐、談資也會不一樣,成為了古人彰顯身份、炫耀的“文化資本”,這也是凡勃侖提的“炫耀性消費”的概念。

        三是與文人墨客的“詩言志”有關。古代文人墨客在游歷名山大川時,將所見所感融入詩詞中,表達自己的思想、志向與理想。如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蘇軾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都是在游歷過程中激發的藝術創作。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他們的旅程,也反映了他們對社會、政治的思考,以及回歸自然、內心的渴望。

        中國古代旅游文化具有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民族性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旅游文化呈現出我們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民族性。

        一是與“神游”(自然崇拜)有關。“神游”在古代有著特殊的含義。一方面,指精神上的遨游和思緒的游離;另一方面,代表受神靈引領的旅行。西藏對神山的朝拜活動就是“神游”的體現。過去的農村中,人們為了讓孩子健康成長,會拜山、拜樹、拜廟宇,祈求山神、樹神的庇佑。《山海經》中的許多故事,都源自先人的游歷和對自然的想象,也激發了后人探訪的興趣——許多古代旅游活動源于對這些傳說的向往和追尋。

        二是與“知行合一”有關。《禮記》中提到:“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志于學習的人不僅要不斷研修,還應通過“游學”來增長見識。中國自古也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的諺語,將旅游與學識、“知行合一”緊密結合。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親自體驗、親身經歷才能獲得獨特的感悟,豐富個人的見識和閱歷。孔子可以說是古代學者中的旅游先驅;“中國第一旅游博主”徐霞客(江陰人)邊旅游邊進行地理考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江陰至今還舉辦“徐霞客旅游節”來紀念他;李時珍為了編寫《本草綱目》,踏遍鐘山、紫金山、茅山等地采集藥材,將旅游與醫學研究相結合……

        三是和“天人合一”有關。在古人眼中,景觀、風景和“景風”(出自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中“景風扇物,天氣和暖”一句)有著某種內在聯系,景觀要有值得“觀”的“景”,如果有“風”,就更有“微風拂面,清風徐來”的靈動、快意之感——“風”與“景”構成一種動態關系,“景觀”一定是自然與人文精神的互為表里。正因如此,每當文人墨客歌頌山水之美、自然之秀時,往往寫下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一蓑煙雨任平生”等佳句表達天人感應、物我兩忘、怡然自得的境界,這既是古人生活的結構性補充,又是他們審美生活的一種必要需求。

        現代旅游的本質是與生活質量聯系在一起

        現代旅游具有不同于古代的十大特征:第一,旅游的普及性增強。伴隨著社會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現代旅游不再是個別群體的特權,而成為所有人參與的日常生活方式、普遍意義上的社會現象。

        第二,交通格局的根本變革。現代交通方式的飛速發展極大縮短了空間距離,人們對時間的感知發生了變化。古代旅游或履職動輒耗時數月乃至數年,而現代交通使旅游目的地的可達性大大提高,為旅游活動的頻繁開展創造了條件。

        第三,信息化引導的全面普及。現代旅游受信息技術的全面影響,呈現出可預測性、透明性。過去,人們依靠詩詞或傳說,如“煙花三月下揚州”或“烏衣巷口夕陽斜”等形成旅游動機;而如今,數字化技術和網絡信息的豐富使得旅游目的地的特性、服務等預先可知,信息閉塞已成為歷史。

        第四,服務需求的顯著提升。在景區數量增多、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旅游者對目的地的服務水平、知名度和體驗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品質服務和顯著的特色成為吸引游客的核心因素。

        第五,旅游動機的多樣化轉型。隨著物流經濟的發達,異地美食的獲取變得容易,旅游不再單純以“吃”為主要目標。如今,人們更加注重旅游中所能提供的綜合體驗,如文化、藝術、自然和精神愉悅;更加注重與生活質量的關聯,滿足游客對教育、健康、精神等層面的多重訴求;更加將旅游視為全面提升個人生活品質的重要方式,喜歡更鮮明的目的地或主張。

        第六,旅游的分層化與多元化。現代社會收入和偏好的多樣性促使旅游形式逐漸分層化和細分化。小眾化、主題化和創新型產品不斷涌現,如AI體驗、元宇宙旅游、沉浸式演藝等,這種裂變式發展反映了需求與市場的不斷變化與融合。

        第七,旅游的全球化趨勢。隨著全球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游客選擇跨國旅行,形成了大規模的國際旅游流動。例如,前幾年中國年均出境游客數量接近3000萬,為目的地國家經濟帶來顯著貢獻。

        第八,旅游業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和拉動消費的核心產業。以支持新疆經濟發展為例,吸引游客前往當地旅游,不僅直接增加了消費,還有效帶動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

        第九,休閑度假游的崛起。無論是鄉村度假游還是高端定制游,游客追求更深層次的休閑體驗、放松方式,反映了旅游高級發展的主體模式。

        第十,新的內涵和旅游類型正在形成。現代旅游產業已經延伸、分化出全新的產業類型和附加值,如購物游、創業游、短期打工游(與零工經濟有關)、婚慶游、研學游、禪休游、探險游、親子游、候鳥養老游等新樣態、新業態、新形勢,旅游產業已變成可以自己去“體驗”的幸福產業。

      標簽:旅游;逆旅;客棧
      責編:張雅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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