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發展到今天，歷朝歷代都不乏關心民生福祉、為民請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賢宦良吏，老百姓對這些政府官員的贊譽，除了我在《中國古代老百姓對活著的好官采取褒獎的幾種形式》一文中列舉外，還有兩種形式也是令人難忘的，這就是“廢業”與“罷市”。通俗地講，“廢業”就是城鄉百姓都自覺主動地放下手中的活不干了，“罷市”就是城鄉各行各業都自覺主動停止營業活動，這兩種方式都是人們不約而同地用一種集體行動來表達對已故或調離、或蒙冤的賢宦良吏們的懷念、擁護與贊美之情。

　　本文將通過四位歷史人物事跡的簡略描述來說明這一現象。

　　第一位是晉代的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是漢宣帝劉詢時代的太子太傅疎廣的后裔。疎廣的曾孫疎孟達在西漢末年因遭王莽迫害，避難到河北的沙鹿山之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叫“束孟達”，成為束姓的得姓始祖。到了晉代，司馬氏政權重視門閥世家大族人才，束孟達的后裔開始得到重用，束晳的祖父束混曾官至隴西太守、父親束龕曾官至馮翊太守，并且在當時都有較高的為官“名譽”。關于束晳，我曾在《祈雨禱雪佑民生的封建帝王官吏們》一文中，介紹了他不惜性命、為民請雨的高尚行為。據《晉書?束晳列傳》，束晳“博學多聞”，年輕時曾到洛陽、長安一帶游學，被國學府的博士曹志稱為是當今學人中“好學不倦，人莫及也”的學霸級人物。到了晉武帝司馬炎時代，束晳官至尚書郎。束晳為官愛民，還有三點值得我們關注：

　　他是一位“不慕榮利”、關心民生疾苦的文學家。束晳曾為《詩經》六篇有目無文的“笙詩”補充內容，所以后來的束氏世家大族中有一支叫“補經堂”。他曾模仿漢代東方朔的《答客難》而作《玄居釋》，文學鋒芒畢露，深得司空張華賞識；他曾作《勸農》《餅》諸賦，表達民生需求與美好愿景；他曾積極上疏朝廷，闡述自己“廣農”主張，強調“農穰”三個條件：“一曰天時不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對西晉宜農地區農業生產上的優勢和不足進行科學分析，深得朝廷重視。

　　他是一位考據學、文字學大家。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竹書紀年》主要是由束晳當年根據出土文物進行整理考證出來的。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281年），一個叫“不準”的人盜發魏襄王（亦曰魏安釐王）墓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有《紀年》十三篇，記載夏朝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及韓趙魏三家分晉之事，另外還有《經易》《易繇陰陽卦》《卦下易經》《公孫段》《國語》《名》《師春》《瑣語》《梁丘藏》《繳書》《生封》《大歷》《穆天子傳》《圖詩》及雜書《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共有75篇，另有7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出土的“漆書皆科斗字”。由于盜墓人“燒策照取寶物”，等到官方介入時，很多竹簡被燼毀札斷，“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文字考校辯證、簡扎次第連綴的工作量相當大。晉武帝司馬炎要求組織專家進行“尋考指歸”，并且要用“今文”即當時流行的字體來重新書寫。當時作為著作郞的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因為這一項浩繁的文字考據和文物整理工程出色完成，束晳很快榮遷為尚書郎。當時有人于嵩高山下得到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大家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就問束晳能不能讀出上面的內容。束晳說：“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后來經過檢驗，果然如束晳所說，史書上用“時人伏其博識”來說明當時人們對束晳崇拜的程度。正因如此，后來束氏世家大族在發展中，有一個分支就叫“蝌蚪堂”。

　　他是一位教育家。由于束晳博學多聞，有一次，晉武帝司馬炎向著作郞摯虞詢問“三日曲水”典故，束晳認為摯虞的回答是錯的，嘲笑摯虞是“小生，不足以知”，他又重新回答了晉武帝的提問，深得晉武帝歡心。《晉書》記載，“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應該說，這時是束晳仕途最順暢時期。但是到了太熙元年（290年）晉武帝去世后，司馬氏家族開始出現王室權力之爭，發展到出現以趙王司馬倫為首的“八王之亂”。司馬倫自封大都督、相國等頭銜，不久又逼晉惠帝退位，自立為帝，改元“建始”。在司馬倫當相國擅權時，他要聘請束晳為“記室”，負責章、表、書、記等文檄工作，當他的“大秘”。由于束晳不愿意卷入朝廷政治旋渦，同時對司馬倫殺害張華一家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就向先輩疎廣、疎受、束孟達學習，以身體健康欠佳為由，“辭疾罷歸”，回到老家元城，以“教授門徒”為生，開始了他為人師表的教育生涯。

　　束晳40歲就去世了，那一年是公元300年，（一作公元303年）由此推算，束晳辭官離開朝廷時，正值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30歲左右年齡，正是仕途上的黃金期，但他義無反顧地選擇辭歸故里，開館授徒，從事教育工作，為中國古代官場留下了一段佳話，也為束晳投身庶民教育、開啟民智留下了印記。

　　回到家鄉后，束晳至少從事了10年教育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位當朝的尚書郎倒在了杏壇。束晳桃李滿天下，其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記志》等書因后來遇亂亡失，只有《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明代人輯有《束廣微集》行于世。

　　束晳去世后，“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在今天河北大名縣地區，人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都沒有了做事的心情，都放下手中的活計，參加到對這位英年早逝的賢宦“束先生”的哀悼行列中。為了表示對束晳的永久紀念，人們將束晳生活與開館授徒的鎮命名為“束館鎮”，位于現在的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城的東南部。2021年的4月19日，筆者曾赴河北尋根，有幸在大名縣城墻邊的文化公園內瞻仰了束晳的雕像，在束館鎮與鄉親們進行了親切交談。

　　第二位是明代的劉宗周。

　　據《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列傳》，劉宗周是明代“山陰”即今日浙江紹興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劉宗周除了對儒家學術有獨到研究，十分強調“慎獨”，在為官方面有兩點值得一提。

　　一是品評人物，支持“東林黨”人講學研學活動。無錫人顧憲成是萬歷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后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專門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但在萬歷二十二年推薦“內閣大學士”人選時，得罪觸怒了萬歷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到無錫后，倡議并維修了宋朝著名學者、理學家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人在其中講學，同時也對時政發表看法，他們制定《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到兩次，每月小會一次。隨著發展，前來講學聽學的人愈來愈多，甚至東林書院的學舍都容納不下了。東林書院一時名聲大噪，但接著就出現朝廷反對者視顧憲成等人為“東林黨”而受到攻訐現象。顧憲成曾撰有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劉宗周雖剛入官場，但敢于直言，上疏皇上，認為無錫的“東林書院”只是顧憲成等人的講學研學之處，盛贊高攀龍等人為“賢人”，于玉立、丁元薦等人“有國士風”。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的政治膽魄的。

　　二是匡扶正義，征治豪強黑惡勢力。明天啟初年，劉宗周任禮部主事，歷右通政，因彈劾魏忠賢、客氏被削官籍。崇禎元年冬，劉宗周又被起用，任順天府尹；崇禎三年，又升為京尹，當上了皇城京官。他大膽改革，扶正去邪，加大社會治安管理力度，致使“政令一新”。他采取鐵腕手法，懲挫豪強黑惡勢力，民心大快。武清侯蒼頭曾經濫用權勢，無故毆打諸生（讀書人），劉宗周知道后，將這位守門的蒼頭小吏“捶之”，并上枷，將其放在武清門外示眾，為諸生出了口氣。有一次他外出時，見到“優人籠篋，焚之通衢”，對俳優之人招搖過市、狂妄露富的行為進行打擊。他非常關心體恤貧窮人群的生活，經常給予賑濟扶困，史稱其“赒恤單丁下戶尤至”。劉宗周當了一年的京官，把北京市治理成首善之地，當他“謝病歸”時，“都人為罷市”，紛紛不舍，加以挽留。

　　劉宗周后來歷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因上疏與朝廷意見不合而再遭革職削籍。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權，欲啟用劉宗周，又因與馬士英、阮大鋮奸黨政見不合而辭官歸鄉。后在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傳到紹興時，正在進餐的劉宗周“推案慟哭”，推開食物慟哭絕食。后在出辭祖墓途中，跳水自殺不成，最后絕食23天后離世，享年68歲。

　　第三位是清代的湯斌。

　　據《清史稿》卷二六五《湯斌列傳》記載，湯斌是清順治九年進士，后選為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康熙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講。康熙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康熙二十一年被命為《明史》總裁官，遷左庶子。康熙二十三年，擢升為內閣學士。當時江寧巡撫空缺，朝廷號召大家民主推薦，康熙皇帝也參與，他推薦的人選就是湯斌。康熙認為，在今天以道學名世的人當中，湯斌“有操守，可補江寧巡撫”。皇帝推薦，無人異議。由京官到地方任職，臨行前，康熙皇帝親自面諭關照，湯斌要赴任的地方是南方的江蘇，康熙皇帝是這樣教誨的：

　　“居官以正風俗為先。江蘇習尚華侈，其加意化導，非旦夕事，必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

　　從皇帝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江蘇這個地方的民風習俗是不滿意、看不慣的，讓湯斌先從整頓民風入手開展工作。康熙皇帝還賞賜湯斌“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又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即看到對聯，就如同看到了皇上。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對湯斌治理好江蘇是寄予厚望的。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進行第六次南巡，來到蘇州時又面諭湯斌，讓他改變吳地虛華安佚的頹風陋習，指出：

　　“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可挽頹風。”

　　康熙皇帝對江蘇、尤其是蘇州地區有這種認識，在當時看來，是江蘇人、尤其是蘇州人的悲哀，今天的江蘇人、尤其是蘇州人是不是也要從歷史中引以為戒、讀史以“明理”呢?但我們要說的是，湯斌確實按照康熙皇帝的要求，對江蘇、尤其是蘇州地區的民風扭轉做出了貢獻，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認識：

　　一是令諸州縣立社學，傳授儒家文化。通過建立社學，把教育辦到老百姓身邊，向老百姓講授《孝經》《小學》等，規范禮儀行為，從文化引導入手。與此同時，湯斌又“毀淫詞小說”，清凈文化市場空間，確保老百姓讀到健康向上的書籍。

　　二是挖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讓人們有凈化心靈的崇拜偶像與場所。湯斌發動人們修繕泰伯祠，同時建造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順昌祠，用歷史上的賢達名宦來教育人，用傳統吳文化來感化人。

　　三是約束婦女的輕薄行為，反對奢侈浮靡之風。他曾下令，禁止婦女游觀嬉鬧，聚集喧囂；禁止胥吏、倡優穿裘帛類高檔服裝，不允許他們招搖過市。這些在今天看來肯定是要遭非議的，但城鎮居民住宅小區存在的噪音擾民、跳舞大媽與小青年爭搶籃球場等問題，是否也應該得到一些解決問題的啟示，亦未可知。

　　四是破除迷信，摧毀淫祠。當時在蘇州城西的上方山有一座五通神祠，據說有數百年歷史了，遠近人們前來上香者“奔走如騖”。在當地諺語中，傳稱上方山為“肉山”，山下石湖叫“酒海”。少婦病，巫婆就告訴她說，五通神“將娶為婦，往往瘵（zhài）死”，致使許多少婦聽信巫婆、耽誤了治病機會而葬送性命。這種情況，與西漢時期的西門豹在“鄴”那個地方遇到的是何其相似啊！湯斌沒有將巫婆扔到湖里，只是下令沒收了神祠中的土木偶像，將木制的焚燒掉，將泥雕的沉到水里；同時下令各州縣，對此類淫祠建筑一律摧毀鏟除，將撤下來的木材全部用于修建學宮。

　　正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治措施，使蘇州一帶“教化大行，民皆悅服”，社會風氣大為好轉。

　　到了康熙二十五年，皇帝要為太子選擇輔導大臣，廷臣舉薦湯斌來當太子的老師。康熙皇帝十分滿意，下詔全國，盛贊湯斌是“和平謹恪之臣”，并稱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授予湯斌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

　　湯斌要進京任職了，蘇州老百姓是十分不舍，多少人流下了眼淚，要挽留這位好官。史書記載，當時“吳民泣留不得，罷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的官員，老百姓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永遠會感激他們。

　　針對“江蘇賦稅甲天下，每歲本折五六百萬”以及朝廷還要“帶征漕欠”等情況，湯斌在任江寧巡撫期間，為淮安、揚州、徐州地區因連年遭水災而要求朝廷減賦賑糧，并要求對往年欠賬予以蠲免，均得到了朝廷恩準。當時朝廷中，權臣明珠用事，湯斌帶頭抵制行賄受賄不正之風，堅決杜絕屬下給明珠送禮，“外吏輦金于明珠門者不絕，而斌屬吏獨無”，湯斌的舉動在當時的官場上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湯斌之所以有如此膽氣與豪氣，與他飽學詩書、弘揚儒學、明義利之界的個人修養有關。

　　第四位是清代的陳鵬年。

　　據《清史稿》卷二七七《陳鵬年列傳》，陳鵬年是康熙三十年進士，授浙江西安（位于今浙江省衢州市境內）知縣。在任上，陳鵬年除了懲治豪強、讓逃荒逃難的鄉民回到故土安心從事農業生產、為許多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外，對當地民間存在的淹死拋棄女嬰現象進行嚴厲禁止，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禁溺女，民感之，女欲棄復育者，皆以陳為姓”， 那些被他救下來的女嬰為表示對陳鵬年的感激，都跟著姓“陳”了。

　　陳鵬年的政績與今日江蘇有關，他后來被“授江南山陽縣知縣，遷海州知州”，“山陽縣”就是指的現在的淮安市淮安區，“海州”就是指現在的連云港。康熙四十二年南巡時，發現山東饑荒現象嚴重，要求截留漕運糧食四萬石去賑災，陳鵬年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最后“全活數萬人”。康熙南巡“回鑾”北京時，路過濟寧，特意召見陳鵬年，君臣之間，詩書唱和，不久，陳鵬年就被升任為江寧知府。

　　康熙四十四年“復南巡”時，總督阿山要通過增加“地丁耗羨”即征收民稅的方式來作為迎接皇帝的費用開銷，并且要在南京的龍潭為康熙修建行宮，這些都被陳鵬年否定了。那些與陳鵬年平素不睦的官員也趁機散布流言蜚語，康熙皇帝聽說后也對陳鵬年不高興了。

　　這天，已經“致仕”的大學士張英前來面圣，康熙皇帝就問他哪些人可稱得上是“江南廉吏”。張英就力舉陳鵬年。康熙皇帝又詢問陳鵬年這個人“居官狀”即為政如何，張英說：“吏畏威而不怨，民懷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康熙聽了后“意乃釋”，之前心中對陳鵬年不舒服的感覺一下子沒有了。

　　但是，當康熙皇帝南巡到鎮江京口時，皇上要檢閱水師，提前一天，總督阿山才通知陳鵬年，要求他在長江岸邊“疊石為步”，即用石塊鋪路，以確保皇上行走安全。

　　陳鵬年接到任務后，發現長江水流湍急，施工難度很大，而干活的“胥徒”即苦力們又十分“惶遽”恐慌。 但是，任務再艱巨也必須完成，不能給皇上視察留下任何安全隱患，更不能讓阿山想抓住把柄來整人的陰謀得逞。于是，陳鵬年親自上陣，帶領士民們擔運土石，苦戰一晝夜，終于“詰旦工成”，到第二天早晨太陽升起的時候，工程終于順利完成。康熙皇帝檢閱水師的儀式在波濤洶涌的長江岸邊得以安全舉行。

　　阿山見沒有難倒陳鵬年，心里十分遺憾，錯過了整垮陳鵬年的機會。一計不成，阿山又生一計，彈劾陳鵬年在鹽務管理過程中受賄，侵吞龍江關的稅銀，又稱陳鵬年“無故枷責關役”。朝廷聽說有這等事，果然將陳鵬年“奪職”即就地免職，并且關進了江寧的大牢中。康熙皇帝還讓阿山主持審理此案。

　　南京的老百姓和知識分子們知道陳鵬年是蒙冤的，是被阿山陷害的，于是紛紛起來為之鳴不平：“江寧民呼號罷市，諸生千余建旛將叩閽”。市民罷市，城市停業，千余名知識分子制作了旗幟標語，準備到北京，向朝廷集體上訪。最后，陳鵬年被無罪釋放。

　　陳鵬年于康熙四十七年出任蘇州知府，禁革奢俗，清滯獄，聽斷水平如同神助。他關心民生疾苦，災荒年通過及時賑貸，使老百姓“全活甚眾”。康熙六十一年，陳鵬年出任河道總督，為了治理大運河在山東、河南段與黃河交匯處存在的水患，親臨一線指揮指揮，晚上就住在河堧上，“寢食俱廢”，最后因積勞成疾，于雍正元年“沒于公所”，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雍正皇帝給予陳鵬年以高度評價，其詔告中有：“聞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懸罄。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臣”。至今讀來，仍令人有蕩氣回腸之感。

　　束有春

2021年11月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