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行書創作貫穿了毛澤東的一生。在其諸多書體中，行書是書寫時間跨度最長、留下作品最多、風格式樣最豐富、藝術格調最獨特、筆法結構最具創造性的書體之一，是毛澤東書法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書法藝術大家庭中，行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個出現較晚的書體，以其實用性、藝術性較強的特點，成為五體書法中使用最廣泛的書體，產生的書法經典也最多，著名的“天下三大行書”即是。

毛澤東行草書述評

□ 何濟洲 何東昱

　　毛澤東很少有純粹意義上的行書，他的行書即是指行草書。從其傳世書法作品來看，不論是詩稿、書信、書稿、電文、批注批示，還是題詞題字，毛澤東多選擇以行書或行草書創作。

　　毛澤東的行草書法墨跡難以計數，且隨時代不同、內容不同，風格也大相徑庭。因此，梳理毛澤東行草書這個龐大的藝術寶庫是頗具挑戰的。筆者認為，理清毛澤東行書或行草的脈絡，可按歷史經緯進行分述，如清雅平正風格的早期行草書、險絕跌宕風格的中期行草書、氣勢恢弘風格的晚期行草書，并對同一時期不同風格的作品進行歸納，分別論述。

1915年（22歲）的行書作品

　　早期清雅平正的行草書風

　　（1912-1927年）

　　毛澤東早期行草書是從“二王”入手并確立基本面貌，又廣泛取法，從章草、顏真卿的行草書以及草篆、草隸、魏行及民間寫經諸體中汲取營養，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王、顏行草之風有機融合類。毛澤東留世最早的行草書是他19歲時，即1912年2月11日（一說1915年2月24日）寫給表兄文運昌的《還書便條》。這幅行草手跡一筆不茍，十分嚴謹。字形縱長，中宮緊結，雖然行草相間，但筆畫干凈，字字獨立，既有楷書家法，也富行草意味，是毛澤東最早的行草書法，說明他的行草幾乎是與楷書先后開始學習的。再如1915年22歲時，毛澤東書寫的小字行草《五古·挽易昌陶》詩稿和《致蕭子升》《致黎錦熙》等墨跡。它們既有“二王”清峻秀美之風，又有顏真卿行草書中篆籀的厚重之氣，這是十分有意思的現象。一般而言，一個書家多呈一種書風的面貌，而同時受兩種截然不同的書風影響，且能有機融為一體確是十分罕見的。

　　從魏行與民間寫經體中吸取營養并大膽求變類。從1916年10月寫給日本學者的《致白浪滔天》、1917年夏應蕭子升之邀為《一切入一》題寫的序文手稿、1918年8月致羅學瓚的明信片及之后于1919年4月行楷書《致文正興、文正瑩》這四幅手跡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轉學魏行和寫經體時的特征，也是迄今所見的最早體現毛澤東行草書法有意求變的作品。這種求變的姿態具有了不起的意義。一是這個時候毛澤東的行草已經相當成型了，其用筆嫻熟、字形優美、章法緊結，自成一格。一般書家達到這種成就，大多會采守勢，以此漸漸求變而已，不太會大破大立。但毛澤東卻不一樣，他能夠對這樣的風格打破成局，進行新的大膽探索，而且是用民間書風破解、滋養經典書法。這種舉重若輕之態度，非大智大勇者未能為、也不敢為也。二是大膽從魏行、寫經體等民間書風中吸取營養，用筆更加率意放松，筆畫省略，結體散逸，率真而為，字形縱長之美改為方正樸茂之象。他極力將寫經書法融入到“二王”一路風格的行草之中，即由質妍向拙厚、由嚴謹向率真發展，這是毛澤東書法革命性、人民性的體現。三是1919年4月28日行楷書《致文正興、文正瑩》，明顯吸收了魏碑之風，寫得遒麗多姿，說明他在經過兩年多對民間書風的浸潤后，又逐漸回到經典書法的道路上了。

　　回歸經典后的再探索。1921年1月《致彭璜》信札和1920年6月《致黎錦熙》信札，吸收了陸機《平復帖》等章草的散樸遺韻和顏真卿《祭侄文稿》《爭座位帖》的凝重風骨，形成粗服亂頭、率意天趣之風。而觀1921年9月《致楊鐘健》的信和1922年6月《致施復亮并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信，可以驚喜地發現毛澤東又回歸到“二王”經典書法上，這是在吸收了章草、寫經、魏行及陸機、顏真卿等書風后再上層樓的回歸，再次回到了文人書法之路上。這種書法上的探索與進步，恰似一介書生，在經過社會生活的歷練之后，脫卻單純之氣而成熟起來了，與他由一名學子漸漸成長為職業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的經歷相一致。于書法而言，他的書寫更加率性，線條圓潤厚重而豐富，比之前更加有張力，字形中宮開張，正大之象漸生，結體更加蕭散而有天趣，個性風格明顯升華。他的行草書風也日漸變化，個人風格也更豐富，并有追求跌宕險絕之趨勢，即他的行草書又開始向縱長左傾斜之勢發展。

　　青年毛澤東的行草書法處于高度活躍時期，幾乎是上天入地地向一切傳統取法，嘗試各種可能，為日后的行草發展積累了更為雄厚的基礎。

1921年的行草信札（局部）

　　探索險絕跌宕的行草書之風

　　（1927-1949年）

　　如果說青年時期毛澤東的行草書以平正為基調的話，那么，此后幾十年里，就是務追險絕的探索期。

　　長達十年的斷檔期。在1923年至1933年長達十年的時間里，毛澤東未留下任何墨跡（或者是還未能挖掘問世）。直到1934年鼓勵紅軍英勇作戰等幾件題詞手跡出現，我們再次看到毛澤東的書法風格與之前既一脈相承，又呈明顯的左傾斜之勢，線條不再輕靈秀逸，而是更加老辣呈勁鐵曲盤之勢。這段時間留下的手跡較少。這是毛澤東書法墨跡的斷檔期，但有一個值得旁證的事件。1925年至1927年之間，革命烈士夏明翰曾任毛澤東秘書、助手，他在1928年英勇就義前留給母親、妻子、大姐三封信，這些手跡字體酷似后來的毛澤東手跡。能否推測出“夏書”受到“毛書”的直接影響，從旁可以反證毛澤東當時行草面貌呢？如果這種推測成立，那毛澤東1924年后行草的演變就可以找到依據。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務追險絕行草書的初期探索。從1935年長征期間到1940年前夕，毛澤東的行草書多呈縱長、左向傾斜之勢。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幾幅題詞和此后在陜甘寧邊區所寫的信札、文稿、詩稿、題詞題字和讀書批注等中看出他行草的這一特點。這種縱長和左上傾斜跨度之大，遠遠超過以欹側著稱的米芾和王鐸，在書法史上絕無僅有。這種風格一直保持到20世紀30年代末期，其間產生了諸多極具個性的行草書法作品，如：《致許德珩等》《致何香凝》《致金城》《致楊令德》等行草信札，1938年為抗大四期開學題“學好本領，好上前線去”等題詞題字，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寫的讀書批注等，《賀新郎·別友》《沁園春·長沙》《七律·長征》等詩稿……這一時期，毛澤東行草書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字形縱長，二是左上側傾斜，三是橫向書寫較多。

　　務追險絕行草書的中期探索。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前夕，毛澤東的行草書又呈右傾斜勢，出現許多橫寫文稿。盡管當時已經流行橫向書寫了，但是，用毛筆橫寫，而且寫出有藝術水平的書法作品，確是一種創新。這種書寫形式，打破了以往豎行書寫的傳統，從結字、用筆到章法、布局都遇到不小的挑戰。毛澤東橫寫的題詞題字和文稿手跡，完全看不出違和之狀，反而寫得率意瀟灑，神完氣足，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氣質，留下了大量的翰札墨跡。這些手跡縱有縱的藝術風采，橫有橫的風神魅力，拓寬了他行草書的表現形式。特別是他的橫向書寫手跡，超越古人和同時代書家，走出一條現代化的書法藝術之路。

　　縱橫交錯，向右上側傾斜的行書題詞。這個時期，毛澤東行草書的題詞題字不勝枚舉，僅選幾件優秀的縱橫題寫的手跡為例：縱向題詞如1942年為《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三周年題寫的“準備反攻”，同年10月為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題寫的“推陳出新”；橫向題詞如1943年為《南泥灣》紀錄片題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1945年在重慶談判期間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同期題寫的《解放日報》《長江日報》報頭，同年題寫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難烈士萬歲”，1946年為記者節題詞“中華民族解放萬歲”，1948年題寫的《人民日報》報頭至今還在沿用。

　　欹側率真的行草信札。信札是最能自由自在地表達性情的一種書法藝術形式。20世紀40年代是毛澤東信札藝術發展的重要時期，跌宕欹側的藝術探索在這里表現得淋漓盡致。如1941年《致蔡暢》、1944年《致楊紹萱、齊燕銘》《致鄧寶珊》、1945年《致柳亞子》、1946年《致符定一》、1947年《致毛岸英》、1948年《致吳晗》、1949年《致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等。

　　風神爽爽的行草軍事文稿。40年代后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的行草書軍事電報手跡，與之前的行草風格不同，與同時期的行草翰札書法有相同又有很大區別，不單在毛澤東眾多的行草書作品中獨樹一幟，在行草書的歷史上也獨樹一幟，我們在研究中絕不能忽略對它的觀照。

　　四十年代行書作品

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是中華民族命運激烈動蕩并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更是中國共產黨積蓄力量走向勝利的時期，也是毛澤東行草書法發展的重要階段。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戰火紛飛，羽檄頻傳，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里、陜北的山溝里、河北西柏坡的小小作戰室里，揮動手中的狼毫小筆，先后起草了近200份軍事電報文稿。翻看這些文稿手跡，通讀全文，你會被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戰略戰術、縝密細致的邏輯思維、清晰流暢的泉涌文思、迅速果敢的決策氣魄、快速揮灑的行筆速度、跳躍飛奔的書法精神所深深地折服。如1944年8月12日修改《解放日報》社論《衡陽失守后國民黨將如何》加寫的一段話，1946年5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時局及對策的指示》電文，1947年3月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軍委關于配合保衛延安的指示》，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軍委關于攻占錦州計劃不應改變的指示》，1949年4月21日《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等等。這些電文一般都是行草橫向，以狼毫新筆書寫，顯得銳利勁健，也有頹筆橫掃，字形縱長，向右上角傾斜，橫有行，縱無列，章法茂密，仿佛千軍萬馬形成的方陣，有威武不屈之概。

　　這些電文手稿，記錄了毛澤東指揮120萬人民解放軍與蔣介石800萬反動軍隊的殊死較量，書寫了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大決戰。毛澤東手中的毛筆，揮灑的不是書法，而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擎天華章。“天下三大行書”的內容、形式和表達的精神高度一致，達到的是行書的最高藝術境界，是后世臨摹學習的經典范本。而毛澤東的軍事電文手稿的內容、形式和藝術，傳達的是中華民族強健的書法精神。欣賞和學習“三大行書”主要可以得書之宗法，而欣賞毛澤東軍事電文手稿則可以得書法之最高精神。

　　長槍大戟的行書精品。例如《沁園春·雪》詞稿，這種風格的作品，突出的是書自作詩詞。1945年9月，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應柳亞子先生索句，書寫了兩幅《沁園春·雪》詞。這是毛澤東40年代中期的行書代表作，用筆爽利，橫畫左低右高、呈45度傾斜，撇畫左下縱長，如關云長之拖青龍偃月刀，結體右上傾斜而無傾覆之憂；字形大小錯落有致，猶如天女散花，字字獨立而氣勢貫通，給人氣勢豪邁之慨。

　　復歸平正前奏的行草手跡。如《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詩稿和與此風格相近的另一幅《沁園春·雪》墨跡。前者大概寫于1949年4月底前南京解放之后，而后者則應是同年2月7日所書，有名款，無年款。兩幅作品用筆凝重，老辣中含婀娜之姿，不激不厲，極富節奏感，“天、風、山、雄”等字如出一轍，可見創作時間較近。只是《沁園春·雪》手跡偏于行楷，而《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詩稿近于行草。1949年4月29日橫向行草《七律·和柳亞子先生》手書詩稿，更顯飄逸。這幾幅手跡，都是毛澤東行草書由險絕復歸平正前的杰作佳構。

1947年3月6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軍委關于配合保衛延安的指示》

　　氣勢恢弘的壯老年期行草書風

　　（1950-1970年）

　　從20世紀50年代始，毛澤東書法中純粹的行書更少了，但行草書法還是不少。這些行草作品風格迥異，氣息相通。

　　題詞類行草書。這一時期毛澤東行書以題詞題字為最多，幾乎一幅一個面貌。僅選行草風格最典型的作品加以論述。1950年初，毛澤東訪問蘇聯回國途經哈爾濱時，應邀題字，一口氣用行書寫了“學習馬列主義”“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學習”“奮斗”“發展生產”五幅書法。這幾幅題字與之前風格大不一樣，字形不再是大幅右上傾斜，而是左右擺動，線條圓渾遒勁，立身中正，神完氣足，氣勢雄偉。1950年4月為“青鋒社”題寫“青鋒”兩字，6月題寫《人民畫報》刊名，12月在瞿秋白同志英勇就義15周年之際，為《瞿秋白文集》出版題詞，內容很長，卻一絲不茍用行書完成，表現了他對瞿秋白同志的崇敬之情和對文集出版的高度重視。同年，還用大字行書為“船山學社”題寫社名，有黃山谷《松風閣》風韻。1951年行書典型題字有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寫“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為淮河治理指揮機關題寫“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為革命老區根據地人民題寫“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1952年為天蘭路通車題寫“慶賀天蘭路通車，繼續努力修筑蘭新路”；1953年為全國公安部隊首屆功臣模范代表大會題寫“提高警惕，保衛祖國”；1955年6月9日為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題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8年5月為《紅旗》雜志題寫“紅旗”，9月為湘潭大學題寫校名；1960年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題寫“艱苦樸素”；1964年6月為中國美術館題寫館名，以及題寫“首都民兵師”“遵義會議會址”和《解放軍報》《新華日報》《天津日報》《湖南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中國少年》《遼寧日報》《福建日報》《河北日報》等報頭；1965年1月題寫《中國青年報》和《青年報》報頭；1966年8月20日應蔡暢之邀，為《中國婦女》題寫刊名。以上所例，是毛澤東行草書題詞題字的一小部分，反映了毛澤東行草題詞題字演變的重要過程。

　　行草書信札類。新中國成立初期，是毛澤東書信最多的時期之一，相當一部分信札用行草寫就。這里僅選幾封典型行書信札，便于理解毛澤東這一時期行書的基本情況。1950年《致文澗泉》《致周文楠》《致劉亞南》，1951年《致石景山鋼鐵廠黨委》，1955年《致中共湘鄉縣委》《致譚世瑛》，1961年《致胡喬木》，1963年《致周世釗》等，是毛澤東眾多書信中的優秀行草書之作，或寫給基層政府，或寫給文化程度不高的親人，這些信札是最能代表的此期行草書面貌的精品。

　　五十年代行草作品

行草書古詩文。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用行草書寫了許多古詩文作品，主要有《離騷》部分和《出塞》《送孟浩然之廣陵》《梁甫吟》《琵琶行》《題烏江亭》《憫農》《送紫巖張先生北伐》《滿江紅》《沁園春》《天凈沙·秋思（之二）》《牡丹亭·驚夢》等。這些作品特點是線條細挺勁健，結體欹側向右上方傾斜，章法參差錯落，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穿插揖讓，渾然天成，打破了行書字距、行距分明的傳統范式。打破傳統范式這一點上，元末明初的楊維楨做了大膽探索，只是太過做作，不似毛澤東這般自然。這既是毛澤東本人的行書創新與突破，也是行書表現形式的創新與突破，開創了行書發展的新路徑。

　　行草書自作詩詞。在毛澤東的行草書作中，以書自作詩詞成就最高，達到了他行草書法的高峰。主要作品有行草《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浪淘沙·北戴河》《西江月·井岡山》等。這些行草書之作，較之書古詩文更進一步，逐漸形成雄渾、厚重、老辣、蒼茫的風格，堪為人書俱老之行書杰作。

　　六十年代行草作品

毛澤東的行書縱貫一生，不同階段的行書又有不同風格，其用筆、結體、章法也不盡相同。行草書是毛澤東書法的強項之一，但任何一門藝術之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有發生、發展，再到成熟的變化過程。毛澤東的行草書也不例外。毛澤東的行草書，在他的書法藝術大廈中，成就不算最高層。如果說他的楷書是這座大廈的堅固基石，那么，他的行草書則是大廈的軀體。我們把毛澤東的行草書法放在行草歷史長河中加以比較，可以說與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米芾等大家相比，毫不遜色。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他很好地繼承了歷代行草書法的經典，納百家之長；另一方面，是他行草書強大的創造能力。筆者認為，毛澤東的筆法之豐富，字型結構之多樣，章法布局之奇特，形式內容之多彩，風格氣質之強健，感情表達之準確，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在古今行草書法大家中，能在上述兩三方面有創新就已經很了不起了，而毛澤東的創造是全方位的。

1950年的行草書法

　　作者：

　　何濟洲，中國大眾文化學會副會長，書畫藝術評論家。何東昱，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會員，青年書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