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二鄭”是指明朝的鄭和、鄭成功二人，他們的人生業績中，都與臺灣島有關。他們雖為同姓，但一個是生活在明朝初年，一個是生活在明朝末年，其事業的輝煌點也都與航海有關。將他們二人放在一起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認知了解，更有利于我們對臺灣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認識。

　　我們先看鄭和與臺灣島的關系。

　　作為宦官出身的鄭和，他的老家在今天的云南省，因為南京是明王朝的始建都城，鄭和的航海事業也是從南京起步的，所以在今天的南京，仍然有一些地名如馬府街、鄭和公園、龍江寶船廠遺址公園等與鄭和有關。鄭和之所以聞名，是因為他奉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之命，先后七次率船隊“下西洋”，是我國明代誕生的一位著名航海家、外交家。通過《明史》卷三百四《宦者列傳》可知，鄭和雖然七次遠航之行到達三十余國，但在這七次遠航過程中有沒有到過臺灣島，文獻上沒有明確記載，從航行路線上來看也不順，更重要的是，臺灣本來就屬于中國領土，所以不在“下西洋”的外交目的地之內是正常的。我們只有通過另一個途徑來尋覓鄭和在臺灣島上的蹤跡。

　　在《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國列傳（四）》中，有“雞籠”條，稱雞籠山在澎湖嶼的東北部，故又名“北港”“東番”，離福建泉州較遠，這個“雞籠”應就是指的臺灣島。“臺灣”作為一個海島，在航海技術還不發達的古代，人們可以有不同的稱呼，《山海經》《史記》《漢書》《三國志》中有些名稱在今天看來很生僻，實際上就是指的臺灣島，如方壺、岱輿、員嶠、瀛洲、夷州等，從方位上判斷，都應指的是臺灣島。明代的“雞籠山”“雞籠”稱謂，讓我們對現在的臺灣島上的“基隆”地名產生聯想，而真正讓這個雞籠島得名“臺灣”、并一直到今天還這樣稱呼的，還得拜當年的“紅毛番”荷蘭人所賜。我們下文將可見。

　　鄭和七次航海生涯中，曾經遍歷“東西洋”，所到之處，當地人一般都會爭相獻寶，表示友好，但鄭和到東番（北港、雞籠）去時，可能因為地處偏僻、山高皇帝遠，那里的人根本不買明朝官員的賬。在《明史?外國列傳》中，明確記載了鄭和登上臺灣島的情況。鄭和當年對東番人不敬畏大明王朝的態度表示厭惡，所以他就用一種特殊的方法來羞辱那些地方土著們，好讓他們長點記性：“家貽一銅鈴，俾掛諸項，蓋擬之狗國也。其后，人反寶之，富者至掇數枚，曰：‘此祖宗所遺’。”

　　這段記載的意思是說，鄭和給臺灣島上的每一戶人家贈送了一個銅鈴鐺，讓他們掛在脖子上，走路時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響，如同狗的脖子上系一個鈴鐺一樣，一走路就會發出聲響，好讓人引起注意，防止被狗咬。現代人們也有在狗脖子上系鈴鐺的，但那是當著寵物來養的。

　　鄭和的本意是要羞辱這些沒有完全開化的臺灣土著，但卻被土著人當著一件好事喜事來對待，爭相把鈴鐺視同寶物、視同財富和地位的象征來一代一代傳下去，甚至富裕人家每個人的脖子上掛的數量最多，形成一個鈴鐺項圈。他們甚至逢人便自豪地說：“這是老祖宗遺傳下來的寶物啊”。久而久之，臺灣島的土著們就形成了一種穿戴習俗：在脖子上掛銅鈴，后來也有發展為用銀制的。這種民俗文化現象的出現，鄭和當年是萬萬沒有預料到的，他的一次帶有羞辱性質的舉動，卻孕育出了臺灣島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為臺灣島的精神文明建設發揮了作用。

　　鄭和登上臺灣島的具體時間，史籍記載不清楚，但最晚也是明代宗的宣德五年（1431年）之前，因為這一年的十二月鄭和從南京龍江下關啟航后，就因勞累過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國去世了。

　　鄭和登上臺灣島時，島的名稱還叫“雞籠”。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日本倭寇被戚繼光打敗后，就逃遁到雞籠島，他們對雞籠島進行“焚掠”，致使全島遭到嚴重破壞。到了明朝萬歷年末期，隨著槍炮彈藥與航海船只機械化程度提高，西方不少國家如紅毛番荷蘭、佛郎機（即“西班牙”）等國已經進入更大勢力范圍的航海時代，當時佛郎機人通過“乞地如牛皮大”的陰謀占領了呂宋國；紅毛番荷蘭人的船隊也“泊舟”在雞籠島，他們荷槍實彈，強行上岸，開始占領雞籠島，從事資源掠奪，并且“因事耕鑿，設阛阓，稱臺灣焉”。“臺灣”這個名稱就是從紅毛番荷蘭人嘴中得出來的。這段記載中出現的“阛阓”一詞即為街市的意思，可見荷蘭紅毛子在利用臺灣島的資源和海上地利位置優勢，開展商品集市貿易活動了。

　　針對荷蘭人霸占臺灣島來發大財及海盜猖獗現象，明朝政府早已準備著手解決了。崇禎八年（1635年），給事中何楷曾向朝廷呈上“靖海之策”，其中就有要從根本上解決臺灣問題的建議。何楷指出：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州、泉州“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當初是貧民到那里謀取魚鹽之利，后來發現政府的“兵威不及”，就出現了“聚而為盜”現象。現在紅毛荷蘭人在臺灣島上筑城建市，開展生意買賣活動，已經是“屹然一大部落”了，因此他建議“墟其窟”，加強海禁管理，不讓貨物進出臺灣島，這樣可以“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如果紅毛膽敢“出兵四犯”，我們明朝的軍隊就可以“乘其虛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后沲氛可精也”。何楷的想法雖然是好的，但明王朝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海事力量薄弱，只能眼看著紅毛荷蘭人在臺灣島上反客為主，耀武揚威。

　　真正實現明朝政府收復臺灣島愿望的不是別人，正是出生在明朝、在整個清朝順治年間還堅持為明朝而戰斗的鄭成功。

　　下面我們來了認識鄭成功與臺灣的關系。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鄭成功列傳》記載，鄭成功初名“鄭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他的父親鄭芝龍在明朝時跟隨一個名叫顏思齊的人當海盜，顏思齊死了后，這支海盜隊伍就由鄭芝龍帶領，從此，鄭芝龍在中國東南沿海及日本、臺灣、菲律賓等海域擁有極大勢力。明朝崇禎初年，鄭芝龍向福建巡撫熊文燦“請降”，被明朝官方授“游擊將軍”。鄭芝龍華麗轉身為政府軍隊后，成了明朝政府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為政府捕捉海盜、攻打“紅毛”（主要是荷蘭人）立下了不少戰功，最后累官至“總兵”一職。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崇禎皇帝殉國后，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被“四鎮”擁立于南京，改元“弘光”，這是一個流亡政府，史稱“南明”。鄭芝龍與弟弟鄭鴻逵均被封為伯爵。福王“弘光”政權僅存了八個多月，到清順治二年（1645年）就被清朝軍隊剿滅。此后，鄭芝龍又與弟弟奉唐王朱聿鍵進入福建，擁立唐王朱聿鍵為帝，改元“隆武”，明王朝的又一個流亡政府，在繼續與清朝對抗著。唐王以皇帝的身份進封鄭之龍與鄭鴻逵為侯爵，鄭之龍的另一位弟弟鄭芝豹為伯爵。鄭氏一門，在垂死掙扎的明王朝尾聲中迎來了門楣的不斷顯赫。鄭成功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既有海盜基因又有政治權力背景的、受雙重影響的封建大家庭中。

　　與鄭氏門庭中其他人不同的是，鄭成功的母親是位日本女人：“芝龍嘗娶日本婦，是生森（即鄭成功）”。鄭成功于1624年8月27日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戶川內浦千里濱，六歲之前跟隨母親一直住在日本平戶，直到父親鄭芝龍受到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鄭成功才被接回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津（原福建省晉江縣安平鎮，現安海鎮）居住，在那里讀書學習。

　　鄭成功長大后，鄭芝龍對這個兒子十分欣賞。隆武元年（1645年），鄭芝龍帶著20歲出頭的鄭成功來參見明朝流亡政府的唐王朱聿鍵。朱聿鍵對鄭成功是“寵異之”，并且給鄭成功以最高禮遇：“賜姓朱，為更名”，讓他與朱明王朝的皇室同姓，改姓“朱”、名“成功”，封忠孝伯、御營中軍都督，所以后來人們又稱鄭成功為“國姓爺”“鄭賜姓”“鄭國姓”“朱成功”等。其實，明王朝自崇禎皇帝在萬歲山上吊自殺那一刻，就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福王、唐王、以及桂王朱由榔等人在向南方逃跑過程中建立的一個個流亡政府，只是徒勞的絕唱而已。

　　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在貝勒爺“博洛”率領下，一路南下，勢不可擋。在兵力進擊追殺的同時，博洛又親自給鄭芝龍寫信，希望他投降，接受清政府的招安。鄭芝龍最后是“率所部降”，接受了清政府的勸降。順治四年，鄭芝龍跟著博洛的軍隊來到京師北京，被清政府安排到漢軍的“正黃旗”中，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在這個過程中，鄭成功沒有聽從父親的安排，沒有向清朝政府投誠。鄭成功的叔父鄭鴻逵也在暗中唆使鄭成功，希望他繼續率部抵抗，并且以大海作為發展事業的天地，史書上用“陰縱之入海”來表述。在叔父的眼中，鄭成功雖然年少，但“有文武略”，在鄭家父輩兄弟輩中都是出類拔萃的。鄭成功也聽從了叔父的話，從此與父親背道而馳了。正是在叔父鄭鴻逵的合力下，鄭成功開始了他的繼續為明王朝流亡政府而戰的人生大業。

　　鄭成功計劃舉兵起事時，剛開始只招到兵勇數千人，他們仍然采用南明唐王朱聿鍵的“隆武”年號，自稱“招討大將軍”，并且將部隊轉移到福建的鼓浪嶼駐扎。后來通過不斷進攻，鄭成功先后占領過同安、漳浦、泉州、詔安等地。在明王朝流亡政府的兩位“唐王”相繼失敗后，順治四年（1647年），桂王朱由榔繼續稱帝，年號始為“肇慶”，后又改年號為“永歷”。鄭成功派人前往朝拜桂王，桂王又封鄭成功為“延平公”，位列一等，所以鄭成功又被人們尊稱為“鄭延平”。從此，鄭成功又轉而為以桂王朱由榔為首的明王朝流亡政府繼續戰斗。鄭成功的軍隊轉戰于潮州、廈門、廣州、漳州、漳浦、金門、詔安、南靖、平和、海澄之間，與清朝軍隊展開周旋爭奪，令清朝政府十分頭疼。

　　為了降服鄭成功，清朝政府就讓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出面，讓他給兒子鄭成功寫信，勸鄭成功及鄭鴻逵盡早歸順朝廷，并承諾特赦他們的罪行，另外還“授官”封賞。

　　鄭成功接到父親的來信，只是“陽諾”，表面上答應而已，但清廷卻是動真感情了。順治十年，清政府封鄭芝龍為同安侯，同時讓鄭芝龍轉去皇帝的敕封：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鴻逵為奉化伯，授鄭之豹為左都督。但知其子者莫如父，鄭芝龍害怕兒子不會接受清廷的任命，就又另外寫一封書信給弟弟鄭鴻逵，希望他來做鄭成功的思想工作，咱們老鄭家都歸順了清廷，不是也同樣光宗耀祖嗎？鄭芝龍的擔心果然是真的了，鄭成功不但不受命，還寫了一封書信給老子鄭芝龍，以表達絕不與清廷合作的決心。

　　盡管如此，清廷仍然沒有放棄爭取鄭成功的努力。順治十一年，順治皇帝再次派特使去曉諭鄭成功，朝廷要授予鄭成功“靖海將軍”官銜，讓他的部隊駐扎在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實質上是讓鄭成功擔任這四個州的“總督”老大。但鄭成功“無意受撫”，不買清政府的賬，他一心要“遙奉桂王”，并且“禮待”流亡中的明朝“諸遺臣”，鐵了心不與清政府合作。于此同時，鄭成功也學古人做法，“置儲賢館以養士”，招納人才，準備干一番更大的事業。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開始任命“濟度”這個人為“定遠大將軍”，率師討伐鄭成功，并將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下獄治罪，因為有人告發他們父子之間有“私書”來往。順治皇帝令鄭芝龍在獄中寫信勸解兒子投誠，“謂不降且族誅”，即如果鄭成功不投誠歸順，鄭氏家族將遭到滿門抄斬的滅族之災，但鄭成功不為所動，“終不應”。后來，清軍向鄭成功軍隊發動強烈攻勢，以水師攻廈門，在到達漳州時，“盡發鄭氏墓”，把鄭氏家族墳塋全部搗毀；同時對鄭成功任命的官員，凡是不投誠的，一律斬殺。

　　鄭成功與清軍戰斗一直持續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期間他也曾打到浙江的臺州、江蘇的崇明、瓜洲、鎮江、江寧，也曾經去拜謁“明太祖陵”即今安徽境內的明皇陵，最終是要攻打南京。但最后還是被朝廷“（聯）合滿、漢兵出戰”，在江南一帶將其主力擊垮，將他打退到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帶。于此同時，鄭成功一直追隨的以桂王朱由榔為首的明朝流亡政府也逃到了緬甸，基本上已不復存在了。

　　也就在順治十八年這一年，清朝順治皇帝去世，即位后的康熙皇帝采納大臣建議，采取釜底抽薪戰略，“徙濱海居民入內地，增兵守邊”。清朝政府下達了長達20年的遷界令，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二十里范圍內，一律毀壞沿海船只，寸板不許下水，以斷絕鄭成功軍隊的物資供應鏈。清政府同時下令，將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及鄭成功的三位兄弟鄭世恩、鄭世蔭、鄭世默在北京的柴市口殺戮處死。

　　這一切對鄭成功都是致命的打擊。

　　在形勢日蹙、聲援皆絕的情況下，鄭成功的退路在哪里？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臺灣島，想到了那地處福建海域中、但至今仍被“荷蘭紅毛人居之”的島嶼。當年，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與顏思齊為海盜時，就曾經在那里駐扎過。

　　正是在這種走投無路、被清朝政府軍追殺而不得不退向大海的背景下，鄭成功開始了攻奪臺灣島的軍事行動。他生前絕對沒有料到的是，正是這次失敗后的戰略大轉移，促成了他成為“收復臺灣”、讓臺灣島回歸中國人懷抱中的第一號大功臣，并為今人傳揚而永載史冊。

　　當時荷蘭人在臺灣島上筑了兩座城：赤嵌城、王城；并且營造了一個入海口“鹿耳門”。荷蘭人本以為可以憑借海關險要、尤其是“鹿耳門”這一段海水較淺、戰船大船難以航渡的水域條件，安全系數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就沒有進行重要軍事防備。1661年3月，在舉行了祭海神、候海風的隆重儀式后，鄭成功的軍隊萬事俱備，只待東風。當海風有利于啟航出海時，鄭成功船隊2萬5千多人出發了。他們先抵澎湖，然后轉進到臺灣島。可能是天無絕人之路吧，海神在真的幫助鄭成功、要讓他一定成功呢！當鄭成功的舟師到達鹿耳門海口時，海水像通人性似的“驟漲丈余”，使得鄭成功的軍船“大小銜尾徑進”，直逼海岸邊。大軍快速登陸作戰，紅毛荷蘭人嚇得逃跑不及，很快就丟棄了赤嵌城，轉而固守王城。

　　鄭成功派人給紅毛荷蘭人傳話說：“土地我故有，當還我；珍寶恣爾載歸”。意思是說：臺灣這塊土地本來就是我們中國故有領土，現在應當歸還中國了，之于那些珍寶珠玩之類，你們可以拿走。

　　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是鄭成功第一個發出了臺灣是我國“故有”領土的聲音。

　　但是，荷蘭紅毛子仍然負隅頑抗，鄭成功的軍隊整整圍攻了近七個月，到了1662年2月，王城終于被攻下，“紅毛存者僅百數十”，不得不降。對于余下的這百十來個紅毛人，鄭成功也沒有完全滅了他們，而是讓他們永遠滾了回去。

　　占領了臺灣島后，鄭成功終于又有了一塊屬于自己的地盤，“成功乃號臺灣為東都”，他將臺灣島稱之為已經實際上不復存在的明王朝的“東都”，“示將迎桂王狩焉”，意思還是希望桂王朱由榔能夠來此巡察狩獵。其實在“永歷”十五年（1661年）清軍攻入云南后，朱由榔就逃到了緬甸曼德勒，被緬王收留。后來吳三桂攻入緬甸，緬王將其獻與吳三桂，1662年6月，桂王朱由榔在昆明被絞死。

　　鄭成功占領臺灣島后，視臺灣島為明王朝的“東都”，一方面說明他終身都在以自己的行動來感謝朱明王朝對他的知遇“賜姓”之恩，一方面也告訴我們，鄭成功是在把北京當成明朝的“北都”、南京當作明朝的“南都”，無疑有要光復“大陸”、東山再起的企圖。

　　鄭成功趕走紅毛荷蘭人后，聽取謀士陳永華建議，在臺灣島實施了一系列政治舉措和土地開墾政策等，他們制定法律、核定官職、興辦學校，安撫民心。臺灣島周遭長達千里，土地饒沃，他就招引福建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的老百姓前來開墾種植，“辟草萊，興屯聚”，同時讓將領們將自己的家眷遷來安家。但“四府”很多人因為懼怕臺灣自然環境惡劣，不愿前往。

　　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因聽信讒言，對駐守臺灣附近南澳的守將陳豹產生懷疑而內訌，致使陳豹帶著軍隊到廣州向清政府投降去了。后來又有人訛傳鄭成功要全部殺死那些還據守在廈門的將領，致使不少人紛紛投降了清朝政府。鄭成功當時已經生病，后來又聽說兒子鄭錦（亦作“鄭經”）在澎湖與乳母私通、并且用鄭芝龍當初封號自稱“平國公”時，大病中的鄭成功感到內外交逼，“狂怒嚙指”，憤怒到了極點。也就在這一年的農歷五月中旬即6月23日那一天，鄭成功依靠在“胡床”上受諸將拜謁時，帶著無限的遺憾離世，臨死前曾痛苦地說：“我無面目見先帝于地下”。遂抓破臉面而死，年僅39歲。

　　鄭成功的一生，始終是以明朝政權的臣子身份來行事的，死前都不忘明朝流亡皇帝們對他的知遇之恩。從這一點來講，鄭成功的人格是多么高尚偉大！盡管他的事跡不見載于《明史》而由《清史稿》來反映，但我們仍然應該將他定格為“明朝鄭成功”，是明朝的鄭成功收復了臺灣島。

　　鄭成功去世后，由兒子鄭錦繼續經營臺灣，改“東都”為“東寧”，仍然奉南明永歷帝即桂王朱由榔的明朝政權為正朔，鄭氏歷經三代統治臺灣的時間前后有23年。1683年7月，在清政府強大的攻勢下，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shuǎng）率眾歸順清政府，至此臺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設立臺灣府，臺灣作為地名并且指稱全島就被固定了下來。

　　鄭成功的墓原葬于臺南近郊的洲仔尾（今屬永康市），1699年遷葬至福建南安的鄭氏祖墓園中。

　　“明朝二鄭”，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登上臺灣島，與臺灣島發生了聯系，并對臺灣島產生了久遠的歷史影響。鄭和更多的是以一個國家大臣的主人身份凌駕于臺灣島的土著之上，他的懲罰手段最后竟然是無意插柳柳成蔭，演變為臺灣地區的一種崇尚服飾美的民俗文化；而鄭成功在他人生陷入絕境的情況下，攻下了被異邦長期占領的中國領土臺灣島，本意只是為了生存發展，但卻成為將臺灣島從異邦手中奪回來的中華民族大英雄。

　　鄭和因七次出海遠航“下西洋”的偉大壯舉而使人們淡化了他與臺灣島關系的認識，鄭成功因收復臺灣島的豐功偉績而使人們淡化了對他誓死效忠朱明王朝、至死也絕不為清王朝效力的高尚品格的認識。

　　我們通過他們與臺灣島的關系了解，將使“明朝二鄭”的形象更加豐滿偉大起來。他們的業績彪炳史冊，值得我們永遠懷念。他們的精神也必將激勵著我們，為早日實現臺灣海峽兩岸的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大團圓而不懈奮斗。

　　束有春 2021年9月14日定稿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