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1903—1977），原名錫璜，晚年自號舒鳧老人，生于江蘇東臺小甸址鄉（今屬泰州姜堰）。現代學者、詩人、書法家。自幼刻苦自勵，后拜識戈公振、韓國鈞、章士釗諸先生為師。曾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科員、立法院秘書。1949年后任南京工專上海分校、華東專科交通學校教員。1963年經章士釗推薦任江蘇省文史館館員。一生致力于文史哲、詩詞、書法的研究和創作，以草法精絕獨步藝壇。其最為世人熟知的是1965年與郭沫若的《蘭亭序》真偽論辯。

　　前排高二適（右一）與夫人朱鳳子（右二）后排高可可（左二）與尹樹人（左四）

　　巍然一碩書

　　——關于岳父高二適的回憶

　　談起高二適先生，人們就會想起發生在1965年的那場蘭亭序真偽之爭，即所謂“蘭亭論辨”。二適先生批駁郭沫若的文章《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是通過章士釗先生呈送給毛澤東主席的。章先生的信中是這樣向毛澤東介紹二適先生的：“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亦見功力，興酣時并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碩書”一詞出自《柳集》，《柳集》即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的文集。章士釗在他的巨著《柳文指要》中解釋“碩書”就是“大書家也”。巍然，按《漢語大詞典》解釋，是“高大雄偉貌”，“亦形容名次等級高”。“巍然一碩書”就是等級很高的一位大書家。當時高二適先生的身份是江蘇省文史館館員，而他所挑戰的對象確都是康生、陳伯達與郭沫若等“大人物”。章士釗本人是一位大書家，毛澤東當然也是一位大書家，一位書家向另一位書家介紹又一位書家時，竟然說他是“頂級大書家”，敢做如此評價，絕非一般客套話，更非如今滿天飛的紙糊的高帽，而是這位老人鄭重其事、發自內心的贊許。我今借用章先生這一評價作題目，寫下這篇回憶岳父高二適先生的文字。

　　第一次交談

　　我的夫人高可可是高二適先生的小女兒，我們的婚姻介紹人是畫家黃養輝先生，我和二適先生的第一次會面就在養輝先生家。

　　記得是在1976年春節前的一天晚上。我當時在燕子磯中學教書，正是放寒假住在姐姐家，姐姐和養輝先生是近鄰。晚飯后，黃師母來說黃老有事找我，我過去一看，屋內還有客人，忙問黃老有什么事，黃老說只是向我打聽一下三臺洞可否方便游覽參觀。聽我說畢，黃老即向我介紹來客，原來是高老夫婦。于是，二適先生就與我進行了簡短的交談，談話中他對我的名字似乎頗感興趣。他說，樹人這個名字取得好啊! 我說，同名的人太多。當我說起國民黨元老，也是嶺南派畫家陳樹人時，二適先生有些詫異地說：“哦，你也知道陳樹人?”，我還說起小時曾在莫愁湖公園一方碑刻上見過陳樹人的題詞，二適先生表示有機會要我陪他去看看。我告訴他，這么多年下來，尤其是“文革”，這些碑刻早已不見蹤影。

　　這次會面原來是養輝先生夫婦安排的，是讓二適先生先來看看我這個未來的女婿是否合格。簡短的交談，似乎印象還不錯。高可可后來告訴我，二適先生回去后即表態“此人可交”。而高可可本人則是不大情愿的，因為陪同二適先生夫婦同來的還有一個他們的小外孫女，是高可可二姐的孩子，當時只有十一歲。高可可私下問起她對我的印象，則是“那人很丑”。我本非帥哥，當時長得馬瘦毛長，加之不修邊幅，酷似演員馬三立，小姑娘說丑不算冤枉我。但是，出于尊重與信任，高可可還是聽從了父親的意見。

　　后來談起我們的婚姻，高可可曾半開玩笑地強調，她是真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非“自由戀愛”。我則強調，是我的名字取得好。陳樹人先生，可以說是二適先生遇到的第一個“貴人”。陳為嶺南派畫家，常在報刊上刊登畫作并征求題詩，二適先生則屢以詩作應征，頗為陳先生賞識。1935年，二適先生即是應陳樹人先生之聘，從家鄉來到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任職，抗戰前夕，又經陳的推薦至立法院任院長孫科的秘書，專辦應酬文字。陳樹人對二適先生可謂有知遇之恩，而我恰與陳同名，二適先生很可能愛屋及烏，對我這個“樹人”持有好感，也算一種緣分吧。

　　誼兼詩友的章士釗

　　上世紀三十年代，二適先生即結識章士釗先生，誼兼師友40余年。二適先生沒有隨立法院去臺灣，即是聽從了章先生的勸告；六十年代，又是因擔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章先生推薦而成為江蘇文史館館員。而蘭亭辯論中，二適先生更是得到了章先生的全力支持。

　　二適先生曾告我兩件有關章士釗先生的事，并囑我“不足為外人道也”，這在當時“文革” 尚未結束的當年，很有必要。

　　章士釗（1881-1973）

　　一是章先生與毛澤東的老師和岳父楊懷中既是同鄉又是至交，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烈士稱章先生為“章伯伯”，章先生曾為楊氏父女作傳。后來，我從李淑一的回憶文章中看到，李淑一稱章士釗也叫“章伯伯”，而李淑一和她的丈夫柳直荀烈士都是楊開慧的同鄉和好友。李淑一在文章中還說到章士釗在為楊開慧所作的傳中還有這樣的句子：“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這是用文言記述的毛澤東的話，源于毛澤東在《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中有“我失驕楊君失柳”一句，章先生才向毛澤東提出，驕字當作何解? 毛澤東的回答是，一個女子為革命丟了腦袋，還不值得驕傲嗎? 二是建國初期的一次民主人士聚會上，章先生坐在主席臺上，毛澤東主持會議，下面有人連遞兩張紙條，看到第一張紙條時，毛澤東沒有講話，當看到第二張時，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下面有位先生連遞兩張條子，第一張說是某人坐在臺上不合適，第二張則是說，如不采取行動，就要鼓動大家來轟某人下臺了。毛澤東接著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愿糾纏歷史舊賬，只要愿意同人民站在一起，我們都取歡迎的態度。如果要算歷史舊賬，這位寫條子的先生，怕也未必沒有可算之處吧。有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會議當然就順利進行下去了。據說，章先生事后才知道，條子上的某人就是指的他。

　　二適先生所言二事，當是來自章先生所親近的人或章先生本人，第一件可從李淑一文章得到佐證，第二件則恕我孤陋寡聞，尚未見到相關資料，似乎章含之的諸多回憶文字中也未見提到過。但毛澤東的作風和語氣，倒是極為神似。

　　關于蘭亭論辯

　　蘭亭論辯，使二適先生名聲大震，可算是先生生平中一大亮點。但在和先生相處中，二適先生幾乎從來不提當年的那場論戰。有幾次，我主動提及，想了解他對此事的看法。頗感意外的是，他竟簡單地告訴有兩點值得記住，一是蘭亭真偽問題本來不值一辨，二是凡事不可欺人太甚。對這兩點我記倒是記住了，但是并不理解，尤其是第一點。心想不值一辨的事，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關注呢? 您又為何費那么大的勁發表文章呢?

　　直到二適先生去世以后，我才漸漸弄明白這兩點。在二適先生的遺稿中，有一篇《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此稿寫于1972年，是針對當年郭沫若又一篇文章《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的。郭沫若舊話重提，堅持七年前他在蘭亭問題上的觀點。二適先生的文章有這樣一段話：“夫逸少書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勢，固無須誰毀與誰譽之。”這不正是“不值一辨”的答案嗎? 順便說一句，如今，這篇《再駁議》手稿，已由高可可等捐贈給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并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幾年前，有一批當年二適先生致章士釗先生的信件流入市場，被許多收藏家所珍藏，這批信件中有不少是關于蘭亭論辯的。先生在一封信中說：“適人微言輕，知文壇有人把持，故為書藝興廢，不甘作寒蟬，所以才求公乞將鄙文呈獻政府冀待采納，非有他望也。”在另一封信中，先生說得更為痛心：“夫已此為當今國士、天下士，厚誣古人而藐視來者至于此極，適真有創鉅痛深之思。”信中所說的把持文壇、厚誣古人、藐視來者，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 先生當年挺身而出，實是忍無可忍，不得已而為之。

　　讀書多節概

　　在二適先生的書房兼臥室中，掛著一幅他自撰的對聯：讀書多節概，養氣在吟哦。先生說他一生“惟以詩書為性命”。

　　高二適書法對聯讀書多節概 養氣在吟哦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紀念館藏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是寫父愛的，非常感人。高可可說，她也很想以背影為題寫寫自己的父親。她說，朱自清所寫的父親的背影是偶然的一瞥，而自己的父親的背影卻是她從小到大，從清晨到深夜，從酷暑到寒冬，數十年如一日，幾乎天天可見。推開房門，總能看到父親伏案讀寫的背影。

　　先生讀書還有一大特點，即古人說的“不動筆墨不看書”。

　　因此，凡經先生認真研讀過的書，無不寫滿評注題跋，它們既有學術價值，也具藝術價值。去年，鳳凰集團江蘇美術出版社就著手編印高二適手批歷代書法經典碑帖，第一批四冊碑帖出版后就受到熱烈歡迎。

　　我有一部叢書集成本的《古史輯要》，二適先生曾信手翻閱過，后來我發現其中已有多處先生的批注。這不起眼的小書有了先生的墨寶，已經成了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二適先生的學生就有多人曾送書帖給老師看，這些書帖上往往留下先生的墨跡，而今也都成珍藏，有人說，真后悔當年沒有多給老師幾本看看。

　　在一本《高常侍奉集》上二適先生題了一段話：“我非藏書家，而系有書必讀，以是一日無書則不能生”。但是在“文革”中，二適先生的書籍碑帖竟然被全部抄沒了，先生為此一病彌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多次在他的書房中接見外賓，在一次和日本客人的談話中，他說道：“總之，我有讀不完的書，每天不讀書就活不下去。”二適先生從報上讀了這條消息后，寫信給章士釗先生說：“圣言煌煌，欣踴距躍。抑公稱‘天下有以理論之孤證，摧破具體之僭謬’，是耶?”對偉大領袖的這句話，表示認同和歡欣，但是想到自己已無書可讀，不免要發發牢騷。“每天不讀書就活不下去”這一真理成了一人適用的孤證，而反觀天下許多人無書可讀的現實，豈不愈發顯得荒謬?

　　二適先生的這番牢騷，也向晚年的知交林散之先生發過。1979年，在莫愁湖公園舉辦了高二適詩文書法墨跡展，林老在座談會上談到此事時說：“只有他高老敢發這樣的牢騷，別人可是敢想而不敢說啊!”

　　“文革”中的“孔子學校”

　　二適先生不僅自己勤奮讀書，還呼吁和動員更多的人讀書。尤其在“文革” 的那些歲月，他感到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有斷裂的危險。他在一封給學生費在山先生的信中十分感慨地說：“刻下南北一片黃茅白葦，大蘇之慨的然。” 蘇東坡在《答張文潛書》中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王氏，就是王安石。細讀這段話，似乎說的就是“文革” 中文化凋零的狀況以及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

　　有鑒于此，二適先生大聲向自己的學生們呼吁讀書，而且要多讀古書。1975、1976年，“文革” 尚未結束，二適先生就在家中給一些青少年講授四書五經，這使許多好心人為他捏著一把汗。我多次看到孩子們蹲坐在他的周圍，跟著他朗誦“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派鄉音，今日猶在耳邊回響。

　　環顧今日蓬勃興旺的孔子學院和國學培訓班，可以說，30多年前的“文革” 中，二適先生已經在他的斗室之中，辦起了最早的孔子學校。

　　如今，二適先生那封寫給費在山先生的信已經刻在姜堰市高二適紀念館的墻壁上，供世人觀賞。

　　養氣在吟哦

　　吟哦，就是作詩或讀詩。二適先生讀詩愛詩，一輩子不知寫了多少詩。他的書法成就早已蜚聲海內外，詩歌創作成就如何，我不敢妄加評論，但從先生的經歷中知道他的詩作曾得到一些前輩先生如陳樹人、章士釗的賞識。

　　先生晚年自號“高亭主人”，即源于一段詩壇佳話：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立法院在市郊獨石橋辦公。但因敵機轟炸，公事日廢，二逋先生則聚集群書，晝夜誦讀。一段時間，先生徹夜朗誦孟浩然詩，章先生來函戲問：“聞君盡力于孟，夜深諷誦，不知是浩然之吟乎，抑二適之吟乎?”又一日，章先生指立法院中一座小亭說：“湖北鐘祥有亭名‘孟亭’，是后人紀念孟浩然的；我意立法院此亭應名‘高亭’，可以與‘孟亭’媲美。”為此還寫了一首七絕相贈：“過橋踏石上江村，偶懷乘舟歸鹿門。從古詩人定名勝，高亭應比孟亭尊。”詩后加小注曰：“吾嘗語孫哲生，獨石橋須俟二逋始可傳。”孫哲生即孫科，時任立法院院長。

　　二適先生詩宗江西詩派，用典較多。詩人俞律曾將二適先生的詩比作“硬蠶豆”，說要有強勁的咀嚼能力才能品嘗其鮮香。“四人幫”覆滅后，畫家亞明畫熟蟹四只以為慶賀，二適先生題為《佐酒圖》，并作七絕二首同賀，其二日：“近傳妖孽‘四人幫’，一線圍攻蟹滿匡，天下無人敢援手，禿頭娘子本無腸。”末句直刺江青。當時，求畫者眾，求詩者亦眾，據說亞公、高老分別繪圖題詩有百件之多。詩之末句，高老最后改定為“當時京兆未為郎”，較原句費解。但是，如能稍微多花點工夫翻翻工具書，知道唐代京兆尹張敞為妻子畫眉的故事，就能體會此句改得好。委婉的諷刺，含蓄的批評，本是中國詩歌的好傳統，較直截了當的譴責要高明多多。

　　亞明《佐酒圖》

　　我曾就此問過二適先生，為什么不能把詩寫得像白居易那樣，明白如話，通俗易懂? 先生的回答非常妙：蘿卜青菜，各有所愛。讀詩的如此，寫詩的亦復如此。

　　不過，也有例外。二適先生在一位學生買來的《懷素自敘帖》上曾題七絕兩首，劈頭就是兩句曉暢的大白話：“懷素自敘何足道，千年書人不識草。”夸張是詩歌創作的一種手法，詩人作此驚人之語，有如佛家禪宗的“棒喝”，以期引起讀者的注意。其實，先生的論書語錄中，亦可見對懷素的肯定之辭。1979年，莫愁湖公園舉辦的二適先生書法展上展出了這件作品。展覽開幕不久，公園領導很緊張地告知高可可，有人告狀說展覽有政治問題，問題就是這本自敘帖上的題詩。因為毛澤東當年曾將此帖影印本贈送日本友人，可見是推崇的，而題詩則是大唱反調。當晚，我和高可可找到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李秋陽（主持宣傳部工作）家里，李部長了解了來意后，當即表態，這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宣傳部不會干預。這樣的表態，這樣的領導，在當時還是非常難得的。

　　二適先生讀古人詩廣泛而又深入，如唐代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宋代黃山谷、陳后山，先生都曾下過相當的功夫。最近，江蘇古籍出版社就印行了《高二適批校劉禹錫集》，出版社在《出版前言》中說：“該書無論是從文獻價值、書法價值，還是從學術文化方面看，先生的批校，均有很高的出版價值。”

　　余之自信有如此

　　“余之自信有如此”，出自二適先生《題懷素自敘帖》詩中，說的是他對自己在書法藝術上的見解十分自信，而充滿自信確是先生為人的一大特色。

　　1976年，繼乒乓外交之后，我國又展開書法外交。國家有關部門組織一批全國著名書法家的作品與日本書法家的作品舉辦聯展，二適先生作品是寫的毛澤東詞《浪淘沙·北戴河》。不久，畫家范曾先生寄來一封信，當時二適先生因治療心臟病住在鼓樓醫院，我把此信送往醫院，先生于床頭拆看后，笑了一笑，露出一種自嘲的神情，同時將信交給我看。范先生在信中說：“我和陳大遠同志都認為，先生大作實為全場八十幅作品之冠。”我當然為這種贊揚而感到高興，于是對先生說：他們說您是全場之冠呢! 先生回答，竟然是淡淡的一句：“當然如此啦。”接著又補一句：“不過，我可是不勞他人夸獎啊!”

　　高二適書法自作詩《證圣》南京求雨山文化名人紀念館藏

　　二適先生曾先后請人制印兩方，前一方是“證草圣齋”，后一方是“草圣平生”。為此，他還作七律一首贈送為他制印的篆刻家。詩曰：“證圣何如得圣名，龍蛇飛舞豁平生。向來中國尊皇象，可信東吳產筆精。自寶奇觚為善解，老丁長樂欲無營。多君鐵石明吾志，五百年前孰我爭?”該詩又一次表現了二適先生在書法上的自信。

　　草圣平生

　　原來，二適先生窮多年心力，寫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書，該書考證研究了東吳皇象的《急就章》，而皇象當年即被稱為草圣。“證草圣齋”，就是考證草圣皇象作品的書齋。但是，直到晚年仍然勇猛精進的二適先生已經不滿足只是考證草圣的作品了，他自己要直追草圣，甚至超越草圣了，于是又刻下了“草圣平生”這方章。詩的首句說，考證古代的草圣，還不如去爭取做當代的草圣。詩的末句更是明白宣稱，五百年來，即明清以來幾乎沒有對手。

　　二適先生確實毫不謙虛，也可以說是毫不故作謙虛，滿懷自信不也是一種質直淳樸、勇猛精進的精神嗎?

　　如今，這詩稿已是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的一件珍貴的藏品。

　　神交二十載

　　神交，常指彼此慕名而從來未謀面的朋友。二適先生就有不少這樣的朋友，劉海粟、賴少其、陸儼少都是其中佼佼者。

　　揚州方智鎧先生說他某年過滬，訪問海粟老人，其時老人尚未獲“解放”， 曾談及蘭亭論辯，老人說，二適先生的駁議是真知灼見，實深敬佩，希望方先生去寧代為致意。末及二日又遇劉老，說已寫一松將煩請二適先生題詩，惜方君匆匆離滬，未及取得。后此畫由鎮江某君攜寧，時在1976年夏，我曾得見此畫，二適先生曾掛于壁上數日，并為之題古風一首。畫面是一有巨大創傷的孤松，二適先生詩中有句曰：“何日滄浪作釣翁，與君從此撫孤松”，“剩與此圖筋骨同，偃屈風流大江東。”通過一幅圖畫，二老的心已經相通。

　　上世紀八十年代，海粟翁在省人民醫院特地托人約見我們一家。交談中，高可可談到二適先生在書法藝術領域的自信時，海粟先生說：“我從來認為書和畫本人都是天下第一，后來見到令尊的作品后決定讓出一個，他是書法第一，我仍然是畫畫第一。”說罷哈哈大笑，原來又是一位毫不謙虛的老人。

　　賴少其先生也是與二適先生僅通信函而從未謀面的朋友。1977年，二適先生逝世，他從安徽發來唁電。1982年，二適先生逝世五周年，他從北京頤和園中國畫研究院寄給高可可一首詩，詩曰：“神交二十載，未登夫子庭。筆墨繼漢魏，論書數公能。是非何足道，右軍寫蘭亭。后浪推前浪，波撼石頭城。”表現了對蘭亭論辯中的二適先生的贊賞推崇。

　　二適先生的學術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書的第一版，也是因賴少其和馬飛海兩位先生的大力推薦，才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印行問世。

　　陸儼少先生與二適先生的神交則是二適先生主動。1976年，宋文治先生攜來若干陸老的山水冊頁請二適先生題詩，先生見后極為欣賞。我還記得先生當時說：“此翁不但畫得好，題得也好，似曾熟讀《水經注》。”這番話后經宋老轉達。陸老很是感動，引為知己。1977年春節，二適先生作《人日詩》兩首，致函儼少先生求作《人日詩思圖》，惜圖未成而二適先生因心臟病發而突然逝世。當時，二適先生住在市立第一醫院，我與高可可陪侍在旁。先生臨終時曾在昏迷中斷斷續續交代我們“要保管好書帖”，又要我們“打開房門，陸儼少送畫來了。”雖然是囈語，但是可見先生心中所念。喪事辦畢，高可可即將此情此景函告儼少先生，儼少先生即回函要去二適先生照片一幀，不久就托方智鎧先生送來了《人日詩思圖》，畫面上是幽靜美麗的山水，而二適先生的形象正徜徉其中。儼少先生不久又畫了一幅《人日詩思圖》自己留作紀念，而且滿懷深情的題詞：“予神交舒鳧先生而未謀一面，丁巳春先生書來乞作人日詩思圖，圖未成而先生遽歸道山，其令女可可書來，為道彌留之際，仍以為此圖為言。感念存歿，豈任感嘆，予遂補作一圖奉寄可可女士。頃檢篋笥，得先生二書，墓有宿草，而手澤猶新，不忍捐棄，爰為裝成小卷，又作圖畀其首。”此圖已收在《陸儼少畫集》中。

　　順便說一趣事，二適先生逝世后，我曾多次在報刊上見到一些文章，介紹某位藝術家，總會說此人的名字曾在二適先生病逝前被先生提及過。這類文字，真可謂“謬托知已”，也可能是傳聞失實，以訛傳訛。二適先生彌留之際確實就說了前述的兩句話，除儼少先生外，沒有提過笫二個人。

　　只留老眼互為看

　　林散之先生是二適先生晚年結識的一位知己。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兩位被尊為“草圣” 的書法大師都自稱自己的詩寫得好，而且詩比字好。他們都把“詩人” 當成最光彩的稱號，二適先生總是稱林老為“詩翁”，而林老在二適先生去世后，含淚書碑，題為“江南詩人高二適先生之墓”。一位當代的哲人說過一句比較極端的話，他說：“詩是屬于天才的。” 兩位大師既是書法的天才，也是詩歌的天才。李白是詩仙，杜甫稱詩圣，他們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林、高二老的書法作品中有大量的自作詩，這在古代書法家是常見的現象，而今天卻成為罕見的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林老的詩集《江上詩存》早已問世，高老的詩集《高二適詩存》業由黃山書社出版。在兩部詩集中，他們彼此相互酬唱的詩歌記錄著他們如山的情誼和似水的風范。

　　二適先生在一首《漫興次和林散之詩老見寄之什》詩中寫道：“詩翁書法木根蟠，脫手千篇也不難。今代何人與真賞，只留老眼互為看。”表現了一種“知音者希，真賞殆絕” 的感慨。二老在世時，彼此相會，曾多次談到他們經常見到的一種現象，即許多人急于求得他們的書法作品，但是，一旦到手，問這些人好在哪里，大多茫然而不知所云，有的甚至連文字都未曾識得。

　　1976年，二適先生住在鼓樓醫院，一天上午查房結束，先生見時間尚早，提出要去林老家坐坐。我即陪同前往，我們從鼓樓步行至百子亭林老家。林老一見高老，欣喜之色猶如孩童，開口即向高老訴苦：“我如今成了掃帚星啦!”原來是書債如山，每天要把毛筆當做掃把掃個不停。林老晚年耳聾，高老取過桌上的紙條，在上面寫了一句話：“你不會不掃嗎?”林老也用筆談方式回答高老，在后面寫了八個字：“不寫不行，皆是人情。”高老接著又是一句：“那就逃到鄉下去。”林老又回一句：“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高老接下去又是一句：“那就活該了。”林老看罷，二老同時哈哈大笑。至今我都懊悔，當時沒好意思將那紙條帶走保存下來，多有趣的對話，多么可愛的老人，多么珍貴的友誼。

　　如今細想當年事，二老的笑聲中實在包含著許多尷尬和無奈。書法創作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名聲，而大量的應酬之作又耗費了他們寶貴的時間，乃至生命。不過，天下事往往是利弊共生，而今書法進入市場，書法成了商品，假冒偽劣必然會擠入藝術殿堂，把這一切都看成是文明進步過程中應付的代價吧!

　　近年來，高二適先生的遺作——詩文和書法陸續問世，而且受到廣泛熱烈的歡迎。章士釗先生當年為二適先生抱不平的詩句中“漫天惡札世爭奇，皇象工書人不知” 的現象終將成為歷史，而二適先生在他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書自序中所期盼的書法藝術“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的繁榮景象一定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