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后，對我成長影響最大的老師是許少飛先生。

　　上世紀80年代，我在華南師范大學讀書期間，酷愛詩歌，并嘗試創作，每次忐忑不安把習作寄給報刊，都是石沉大海。1987年大學本科畢業分配到揚州一家中專學校，仍然癡迷詩歌。

　　1990年，一個朋友見我如此，便把我帶到揚州市文聯找他的朋友曹永森老師，曹老師看了我的幾首習作，謙虛地說詩歌自己不大懂，許少飛老師是詩人，他是文聯秘書長兼《揚州文學》的主編，培養了不少文學青年，你去找他吧。正在這時，走來一個氣宇軒昂、穿戴整齊的50多歲的男子。曹老師說，這就是許老師。于是，他把我的詩作給了許先生。許先生說要理發，讓我先坐一會兒。時間不長，一個年輕的編輯來叫我，說許先生回來了，后來我知道他是孔德云老師。

　　許先生讓我坐下，指著我的習作《屈原》說，這首詩寫得很好，有意境，與屈原本人也像，擬安排在下一期《揚州文學》上。《春天》和《猴戲》開頭寫得很好，但后面兩節寫得勉強。我聽了如醍醐灌頂，大學里學到的有關文學理論知識，仿佛一下子活了起來。先生讓我抓緊把這兩首詩也改好，盡量同時發表。

　　我兩天后又去找先生，先生直接動筆幫我修改，我看了當時眼睛一亮：《春天》有萬物生生不息的樂趣，《猴戲》的結尾有更加精到的體悟。于是我在《揚州文學》終于第一次發表了詩作，而且是三首詩。這本雜志和先生的修改稿我至今還保留在家里。

　　詩作發表后，先生把我喊到編輯部，讓我拿樣刊和稿費。他勉勵我繼續寫，說我起點比較高，要好好努力。

　　我以后一有習作就到編輯部找先生，先生每次都很高興，在肯定我進步的同時，指出不足。他要我對同一個題目最好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反復寫，我嘗試以后，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切實有用的寫作方法。

　　先生退休以后，我在編輯部找不到他了，于是就到他家去請教。先生家住在揚州五中的宿舍樓，綠樹環繞，比較安靜。書房和客廳擺滿了書刊，陽臺上壇壇罐罐全是花草。每到秋天，先生家中最奪目的是菊花，有的花瓣細長如同松針，有的花瓣潔白四面舒展，像雪白絨球。先生既喜愛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也欣賞蒲松齡的小說《黃英》中的主人公以種植菊花致富。

　　隨著與先生的交往，慢慢地，我也把在中專學校的不順告訴先生，表示想去揚州報社。先生耐心地開導我，我不適合去報社，應該去學校。后來我漸漸知道報社工作的壓力和難處，慶幸自己聽了先生的話。

　　2000年，先生勸我進高校，雖然工資不高，但有時間讀書寫作。我到了某高職院校工作兩年后，被提拔為社科系主任。先生為此把我喊到他家里，叮囑我：一是要好好工作，這樣可以加速我成長；二是不能滿足于行政工作，讀書寫作才是立身之本。

　　擔任系主任后，我確實想要干一番事業，對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作了矯正。不久就遇到麻煩。開始，先生還為我排憂解難。過了半年，先生正色對我說：“小李子，你擔任系主任后，整天忙于行政和人事糾紛，沒有好好讀書。如果這樣，這個主任你最好不要做。”接著，先生與我談到他一個曾經的朋友，一行作吏，面目全非，連先前擅長的專業都丟了。他正如一個陷在沼澤里的人，已經淹沒到胸口了，自己還樂在其中，無可救藥。你現在只是腳踝陷在泥濘里，可以輕易地擺脫困境。先生告誡我，學校里的是非你不要管，安心讀書。2007年，我終于考上了揚州大學的古代文學博士。隨后，我也調到學報編輯部。先生把我喊到他家里長談，開心地問我：“現在一心讀書寫文章與社科系主任比較，哪一個更舒坦？”說完忍不住開懷大笑。那次，先生留我吃了晚飯，一直談到深夜。臨走，先生拿著手電筒照著我下樓，我再三要先生回家，先生一直目送我騎車離開才回去。

　　我的博士論文是《包公文學研究》，我把零星發表的論文帶給先生看，先生常常與我探討清官文化的誕生問題，并且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嚴敦易《元雜劇勘疑》送給我，我如獲至寶，這本書已經50年不版了，有的大學圖書館都沒有（這本書后來被一位熟人強行借走，至今未還）。先生希望我的論文要有深度，但要增加可讀性，論文要有靈性。

　　2010年，我博士畢業后，高職院校不需要博士，去留成了一個大問題。先生勸我離開這家高職院校：“梁園雖好，非久戀之家。”先生曾經希望我到揚州大學任教，或者江蘇其他比較好的本科院校。為此，他還幫我聯系了他的朋友，但是當時高校幾乎都不需要古典文學教師，直到后來國家重視傳統文化育人，這種情況才大大改觀。歷經許多波折，2014年，我應聘到福建的一家比較好的本科院校。我離開揚州前夕，先生反復囑咐我要注意身體，好好做學問。

　　我到福建后工作忙，不能常回去，每次回去都要去看先生。先生聽到我回揚州時，總是說歡迎你來玩，往往都是要我上午到他那兒玩。到了先生家中，先生親自動手，留我吃飯。先生特別關心我的科研，語重心長地說，你能寫出別人寫不出的文章。

　　幾年前，我去看先生，先生告訴我，一直臥病在床的黃老師走了。先生的愛人黃老師退休后身體不好，先生20多年一直悉心照料黃老師，黃老師走了，他不免顯得傷感。隨后，他不經意地說，他也買好了墓地。先生有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人生觀，對于生死看得比較坦然。我忽然發現，80多歲的先生腰板不再像以前那樣挺拔，有點佝僂，頭發也變得稀疏了。聽了先生的這句話，我有點難受，只得把話題岔開。先生又娓娓談起揚州園林。先生退休后醉心于園林文化，出了好幾本專著，這些專著不是高頭講章，文筆優美，引你走進一個綠草如茵、色彩繽紛的世界。古人說：“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先生不僅學問淵博，而且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人師。可惜我不能像《資治通鑒》記載的魏昭那樣“愿在左右，供給灑掃”，只能在每次回揚州的時候拜望先生，先生的談吐風雅而睿智，每次都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今年暑假，揚州新冠疫情嚴重，我沒有能回揚州。8月10日，我給先生打電話，沒有人接。以后幾天都是如此，我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8月21日零點，孔德云老師打電話告訴我，先生走了。

　　先生走了，一直關懷我成長的先生走了。我大學畢業后，走了許多彎彎扭扭的腳印，在每一個人生關鍵處，都有先生關注的目光。以后我在迷惘中，再也不會有人給我指點迷津。揚州五中那座溢滿花香和書香的房屋，再也沒有先生高大的身影了。